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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這部小說的開頭，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是一個靠稿費生活的人。說好聽了是個專業作家，但沒什麼名氣。
沒什麼名氣的作家說難聽點叫做無業遊民。從很年輕時我就這樣無業。除了發表過幾箇中、短篇小說之外一無所成。當然還寫散文。直到前年有個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提升做了編輯室主任，想提攜我把那些小說和散文集成一個小冊子發表，使我興奮了很久。後終因徵訂數量太少出版社實在賠不起而未能付梓。還有大大前年我寫了一個反映新疆維漢兩族青年愛情題材的電影劇本，被一位導演選中，但在電影廠的審查中認爲有些情節違反了少數民族政策，如果拍成片子恐怕會引起穆斯林的抗議，遂遭槍斃。總之這麼多年就如此浪擲光陰。幸喜目前還有幾個雜誌和晚報封我爲專欄作家，允許在報屁股上定期發表些豆腐塊文章，聊以餬口。
前不久一個雜誌約我寫一個音樂家的專訪。那音樂家早先是樂隊的指揮，後來提升做了樂團的團長。我對他的採訪連寒暄喝茶在內大概不到一個小時，無非是請他談談經歷學業，留意記下他的多年以前的兩部作品的名字，然後問問他對當前音樂的看法和對未來音樂的展望，以及他的個人愛好，如此等等。寫這類八股式的專訪對我來說早已駕輕就熟，用一個路數和模式，套不同姓氏和職業即可。音樂家和我聊得興起，說我很懂音樂，算是個知音。起身告辭的時候，音樂家正好也要外出，執意要用來接他的一輛桑塔納送我一程。在車裏我問他當領導和搞音樂指揮更喜歡哪個，他說當然更喜歡後者。“要不是當這個勞什子團長，我還背不上那個處分呢。”音樂家的口氣雖然輕鬆，但仍然使我覺得詫異，“您是著名的音樂家，誰處分您？”
“怎麼，你不知道？我這檔子倒黴事在音樂界可算是無人不曉。”音樂家自嘲地笑笑。原來多年以來他的樂團一直保留着一把十七世紀的意大利納格希尼小提琴，目前在中國僅存一把，絕對是價值連城的國寶，幾年前突然不翼而飛，被人偷帶出國，後經公安機關和國際刑警通力合作，才得以完璧歸趙。音樂家作爲樂團的領導，當時被上級課以記過處分，處分材料還進了個人檔案。
“還好，據說小提琴是從香港被追回來的，幸虧沒走遠。”
畢竟已經事過境遷，音樂家此時的神態已顯得有些超然。檔案中的這點記錄在今天的時代對他也算不上什麼負載。做一個單純的音樂指揮固然無官一身輕，但做領導也有做領導的實惠，至少還能有輛桑塔納作爲代步的專車呢。
這事過去幾個月後，幾個朋友合謀寫一部反映刑警生活的電視連續劇，拉我入夥。我對警察生活一無所知，從小到大，甚至沒進過一次派出所。然而朋友盛情相邀，又是出名賺錢的好事，卻之頗有些不識抬舉。情急之中想起音樂家講起過的關於意大利小提琴失而復得的故事，感到頗有傳奇色彩，值得一寫。想想外國驚險電影中的種種細節，覺得完全可以套用在這個故事上，於是便一口應承下來。
後來知道參加這個系列劇創作的，竟有七八人之多，每人各寫一個獨立故事。聽聽這七八個名字，在文學界都可算不同凡響，不由暗自惶恐，心想與名人爲伍，又是自己陌生的題材，相形之下，難免技拙。因此不敢漫不經心，急來抱佛腳地托熟人求到一位公安系統的幹部，向他打聽是否知道這個小提琴案的一點細節。那人在公安部某局當副處長，也聽說過這個案子（足見確是大案名案），但細節不知。他給我寫了一張兩寸寬的條子，要我去找市公安局某處的處長，說在某次會議上和他曾有一面之交，知道他曾主管過這個案件的工作，細節一定知道很多。
條子裝在一個信封裏，信封上寫着地址和那處長的名字。處長叫伍立昌，聽上去很威武也很斯文，但當我在那機關的傳達室把條子像介紹信一樣遞上去以後，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沒能得到接見。憤怒之餘想象這位伍立昌大概官氣十足。不過我聽說在公安局當一個處長，確實比其他機關裏的處長要威風許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