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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幾天，幾乎全是辦理新民的後事。慶春的悲痛已漸漸被麻木代替。新民的辦公桌先是由隊裏清理了一遍，把和工作上有關的材料及屬於公家的物品取走。剩下私人的物品隊裏叫慶春來清理，慶春拒絕了。她和新民畢竟還沒有辦理結婚登記，法律上她無權以家屬名義清理遺物。於是隊裏就通知新民的父親來了。但是李春強把新民留在辦公桌裏的幾封信交給了慶春。這都是前兩年慶春出差時寫給他的。李春強同時給她的，還有從新民的皮夾裏找到的兩張去杭州的火車票。“要我找人幫你退掉嗎？還能退。”他問。
慶春拿過那兩張票，搖搖頭。這是她和新民最後的紀念，怎麼能退呢。她把那兩張票還有一張她本人在新民追悼會上和烈士遺像骨灰的合影，仔細地收藏起來。
她在那西洋樓對面蹲守的時候拍的那些嫌疑犯的照片已經沖洗出來了，最後幾張就是殺害新民的那個穿西服的嫌疑人。處裏從中選出一張面目相對清楚些的，印到通緝令上發出去了。畢竟罪犯沒有抓住，新民的犧牲因此缺少了壯烈而完整的色彩，無法像當年甘雷、崔大慶那樣熱鬧地公開宣傳。所以開完了追悼會，把烈士的骨灰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安頓以後，一個人的生命到此爲止算是正式結束了。胡新民的名字也開始慢慢消失。新民的父母取走了兒子的烈士證書、追悼會上的簽名簿和寫着“獻愛心、送光明、功德無量”的角膜捐獻紀念冊，以及總共不到兩萬元的撫卹金和各種捐助。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未及結髮的妻子，甚至沒有給她留下一件可供留念的遺物。這時慶春心裏想着的，只是新民留下的那雙眼睛。這是新民沒有死亡的唯一的身體組織，她覺得那雙眼睛就是新民的整個兒靈魂和象徵。
她去了醫院。
她去得也許太早了。雖然沒費什麼勁就在一間陽光充足的單人病房裏，找到了那個病人，但是她渴望看到的那雙眼睛卻還被紗布厚厚地蒙着。紗布幾乎纏住了那人的半個腦袋，但從那挺出的鼻尖和那輪廓分明的嘴脣上，能看出這張臉的年輕和俊朗。陪着病人的是一個年輕姑娘，不算漂亮但挺文靜，慶春進去的時候她正削了蘋果一塊一塊用叉子叉了往病人的嘴裏送呢。
慶春也帶去了一兜水果。
她把水果放在牀頭的櫃子上，同他們寒暄。她的身份及與病人的關係，那姑娘似乎已從醫生那裏知道，臉上自然堆滿笑容，嘴上說着空洞而俗套的感謝的話。躺在牀上的病人看不見她，不甚禮貌地沉默着。慶春坐在牀邊的小凳上，和他們聊天，她很想知道那男孩子的情況。
“你在上大學二年級嗎？”
病人答：“啊。”
姑娘替他補充道：“應該上三年級了，他這一病都快半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