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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詹：
“縣長，這玩笑開不得，你要這麼弄，我到開封教會告你。”
天主教會，當時在中國還很有勢力，官府也讓三分；老詹以爲這話會嚇着小韓，沒想到小韓拍了一下腿：
“詹先生，我別的都怕，就不怕打官司，您快去快回，我在縣衙等你。”
沒想到小韓這一刀，恰恰扎着了老詹的軟肋。延津教會本屬開封教會，但老詹與開封教會的會長有隔閡。開封教會的會長是瑞典人，名叫雷吉奧·古斯塔夫，大家都叫他“老雷”。老詹和老雷有隔閡，並不是生活中有過節，而是有教義之爭。爭別的也就罷了，兩人爭的是“和子句”，這就要了命了。教義上有分歧，這教越傳，就離老雷的想法越遠。老雷早惦着把延津教會取消，合併到其他分會去。老詹說去告狀，也就是那麼一說，沒想到沒嚇住小韓，倒是第二天一早，教堂門楣上“天佑東方”四個字，就變成了“延津新學”。老詹這才知道小韓的厲害，沒收教堂也不是一時衝動，也對教會和老詹的情況先有了解。
學堂有了，小韓又在縣域內招教師。小韓招教師既重學問，又講口才。講口才不是講你如何能說，是講你如何不能說。最後選出十幾個教師，皆是悶嘴葫蘆。選這類人並不是小韓喜歡笨嘴拙舌，而是怕他們像自己一樣，嘴也不停地說；小韓一說能說到正點上，他們不停地說，如果說下了道，就把話說亂了。接着在全縣範圍招學生。小韓招學生也有自己的標準。過去沒上過學的孩子小韓不要，入新學者，須在鄉下念過五年私塾。因小韓辦學的目的是爲了講話，現栽苗現澆水，小韓嫌季節太長；念過五年書的人，才能聽懂小韓的話。既招男學生，也招女學生。由辦學小韓又想到官制改制，將來縣政府各科的科員，也準備從“延津新學”畢業的學生中遴選。延津是個窮縣，縣上財政一時維持不了“延津新學”，學生的學費還須學生家長自己掏腰包。小韓辦學雖有些張冠李戴，但學生上了新學之後，就有可能到縣政府當科員，許多鄉下財主，便把自家的孩子從私塾拔出來，送進了“延津新學”。本來這事跟楊家莊賣豆腐的老楊沒關係，過去他把楊百順和楊百利送到老汪的私塾學《論語》，是因爲不用交束脩，學是白學；現在小韓的新學上個學還要交錢，老楊打死也不會送楊百順、楊百利進城上學。何況他也不想讓他們哥倆兒將來到縣政府當科員，不當科員在家裏做豆腐是自己一個徒弟，當了科員就更不把爹放到眼裏了。但在小韓的新學開學的頭五天，老楊又改了主意。老楊改主意不是因爲老楊，而是因爲趕大車的老馬。老馬家裏要翻蓋廂房，頭一天請老楊去做豆腐。豆腐做完，已是晚上。老馬以爲老楊累了一天要回家歇着，馬家莊離楊家莊還有十五里路；但老楊從竈房鑽出來，還要拉着老馬聊天。老馬跟老楊在一起不怕別的，就怕聊天，因爲老楊跟他根本聊不到一塊兒去。聊起話兒來，每次都是老楊佔他的便宜。自打認識老楊，老馬給老楊出過不下一百個主意；老馬從老楊那裏，聽到的卻全是廢話。粗開玩笑行，細聊不行。更煩人的是，老楊出門就說，他跟老馬是好朋友，好像兩人在一起，每件事都有商有量，誰也不佔誰的便宜。還有，老馬累了一天，也想早睡。而老馬每天睡前，還得吹兩口笙。這個吹笙，從趕大車來。老馬本不喜歡趕大車，只是換了許多營生，如泥匠、瓦匠、鐵匠、石匠，皆不如意，又回頭趕大車。這一回頭，趕了幾十年大車。再趕起大車，便愛在大車上吹笙。別的把式在車上栽嘴兒，老馬趕大車在吹笙。別人以爲老馬圖個高興，老馬吹笙卻是爲了忘掉趕大車。別的牲口聞鞭而動，老馬的牲口聞笙而動。老馬使過的牲口，別的把式就沒法使了，因爲光抽鞭子沒用，牲口不聽笙不走。久而久之，臨睡之前，老馬也愛給自己吹兩口笙。就像有的人睡覺之前，得喝兩口酒一樣。同是吹笙，吹給牲口是爲了讓它們不打瞌睡，吹給自己是爲了睡。也算笙同意不同。本來老馬每天不睡這麼早，今天張羅一天也是累了，便盼着老楊早點兒走，他好吹笙睡覺。如果是放到平時，老馬會說：
“還聊啥？累了。”
但看到老楊給他家做了一天豆腐，頭上的汗積成了白鹼，只好和老楊坐在院裏槐樹下，聽老楊在那裏瞎扯。老楊東一葫蘆西一瓢地說了一大片，老馬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不知怎麼就說起縣上小韓辦新學的事，老楊說着說着自己急了：
“啥學？上個學還要錢？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
好像小韓坐在對面逼他。這話題老馬也不感興趣，但老馬覺着如果不在一個話頭上截住老楊，老楊就會這麼沒完沒了地扯下去；而截住他的最好辦法，便是在一個話頭上，橫着給老楊一悶棍，老楊一時磨不過彎來，就會回到家自己琢磨，老馬也就脫身了。於是截住老楊的話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