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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敬堯 採訪
何:《斷代》的書寫突破了以往同志文學的單一位置,企圖站在一個更高點、更寬廣的面向上,重新回顧臺灣同志歷史。對您而言,此書寫角度有何意義?
郭:我一直對於同志文學這個標籤有疑問。譬如,你要如何定義它?作品中有同志角色?是否要驗明正身,我是同志,所以我寫的東西叫同志文學?讀者是同志,所以才歸類爲同志文學?甚至,是不是同志文學只是同志運動底下的附庸?作爲創作者,我不會先想這是不是同志文學,只是認真對待讓我覺得值得思考的主題。我從一個文學創作者的角度出發,探索這些同志角色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長、如何應對面貌丕變的大環境。現在的人很容易受短線的激情刺激一下,而後卻是船過水無痕。以同志的背景去切入臺灣這三十年的變化,可以幫助我帶出一個重要的概念——從八◯年代以後,臺灣時常處於“純真失落、激情過後”的焦慮與彷徨。這與同志運動很像:諸多以往受爭議且不見於大衆討論的話題都揭開了,可是接下來要如何走下去呢?像臺灣的環境,忽然解嚴、選“總統”了,但接下來要面對一個大疑問:還能相信什麼?過去的威權洗腦、國族的負擔、舊的身份都拿掉了,好輕鬆,激情興奮了一下,卻發現接下來衍生了更多問題,比想象中更難處理。
何:所以其實更像是描述時代的小說?
郭:我認爲作家一定都會被自己的時代制約,但同時作家最重要的任務,則是要觀察自己的時代。我們這一代的人最大的衝擊與痛苦是,知道這世界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這樣而已,那還要相信什麼呢?純真失落之後,激情之後,還有什麼可以相信?我找到的方式,則是一種文學上的處理,不是把它當成一種運動的議題,而是要把這些議題拉到一個文學的再創造。真正說起來,這是一本關於時間與回憶的小說。若你說《斷代》是用一個更高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我則會說,這是迴歸到以文學來思考的原點。我想要把前因後果經由我現在的觀點來重新整理。這樣的書寫,早十年我可能也做不到。我從二◯◯◯年返臺之後,這十多年來也經歷了時代的激情,但創作者如果隨之起舞,可能就無法進行寫作。我也是到二◯一◯年纔開始把心靜下來。文學都是需要沉澱的,與網路的即時很不相同。到目前爲止的《夜行之子》《惑鄉之人》到《斷代》,我都是在處理這樣沉澱過的心情。所以,我不會自己設計出一種敘事的風格或策略框限住自己,而是讓題材考驗自己還能不能找出不同的書寫方式。
何:《斷代》安排了“阿龍”這一位異性戀(雙性戀?)的人物,作爲串聯篇章的角色,這樣的角色象徵什麼?
郭:故事中,一定要存在屬於這個時代的人,不能只是沉溺在八◯年代。看望過去的理由,是爲了看接下來要如何走。現在要做 gay 會比以往簡單,認識人的管道也多,但這麼多複雜的選項,反而令人更迷糊。這些更多的選項,真的能讓孩子們理解性是什麼?愛是什麼嗎?譬如阿龍,他對於異性有感覺,但又同時認爲他做酒店小姐的女朋友是不乾淨的,在這種羞恥心之下,還有更深一層的羞恥:若愛的是同性,他喜歡的會是年紀大的五十幾歲的歐吉桑,這樣反而讓他更困惑——做了同志,他將成爲邊緣世界裏更邊緣的人。開了門之後,才知道那是另一個世界,才發現自己的心何其複雜,真正面對自己也更困難。揭開問題,並不代表就會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