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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訓練從孩子五六歲上學讀書時就已開始。它始於符號、獎賞、名次、分組、星星——有不少地方採用槓槓。這種競爭性的心智，非勝即敗的思維方式，將導致“作家X領先作家Y一兩步，作家Y掉隊了，作家Z寫出的最後一部作品證明他比作家A更優秀”。從一開始，這個孩子就學會這樣的思考：凡事都有個比較，一切取決於成敗。這是一種淘汰制：弱者因失勢而出局。這種制度旨在篩選少數優勝者，再由他們進行相互間不斷競爭。儘管這裏不便展開這個話題，但我相信，每個孩子所具有的才能（不是指官方公佈的“智商”）都是伴隨終身的，只要這才能不被估價爲功勳柱上的商品，將使他自己和他人受用終身。
一開始就得學會的另一點是質疑自己的判斷。孩子們得學會服從權威，學會查找他人的觀點和論斷，學會引用和遵循。
就像置身於政治圈的人那樣，孩子們從小就被告知自己是自由的，民主主義者可以有意志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他們生活在自由的國度，可以自己作出決定。同時，他們又是這個時代的假設和臆斷的奴隸，他們不能爲此提出質疑，因爲從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東西是怎麼存在的。當年輕人達到有必要在文學藝術和科學之間作出選擇的年紀時（我們都想當然地以爲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他們通常選擇文學藝術，因爲他們覺得這裏有人道、自由和選擇。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一種體系模式化了：他們不知道選擇本身就是紮根在我們文化中的虛幻的二分法的產物。那些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不願讓自己進一步被模式化的人於是準備離開，在半自覺、半本能的衝動中謀求不至於導致人格分裂的職業。在現有的制度下，從警察局到學術界，從醫學界到政界，我們都很少去注意那些離去的人。這種淘汰現象一直在發生，如果發生在早期，很有可能將那些具有創造性和改革精神的人排斥出去，留下那些墨守陳規，與原有的職業形象更相符的人。年輕的警察離開警察局，他說他不喜歡不得不從事的工作。年輕教師離開教學崗位，因爲她的理想破滅了。社會機器悄悄運轉着，不被人注意，但它依然那麼強大，總能確保我們的制度的嚴厲性和壓迫性。
在這樣一種教育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孩子一旦成了批評家和評論家，就不可能爲那些癡心追求創新的作家和藝術家作出富有想像力與創造精神的判斷。他們能夠做的，他們能夠做得好的，只是告訴作家：他的小說或劇本如何寫才能與當前的情感與思維模式，即觀念的風尚保持一致。他們就像石蕊試紙。他們是毫無價值的風速測定儀。他們是最敏感的公衆輿論氣壓計。你能從這裏見到情緒與觀念的變化比任何地方都快，能超過他們的只有政治風雲了。這是因爲這些人所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如此：他們留意身邊的人，關注他人的觀點，隨時準備修正自己去迎合權威者，迎合“現成的思想觀念”——對了，這“現成的”就是他們的啓示！
也許我們的教育沒有其他的辦法了。有可能，但我不相信。準確地描述事物，叫出事物的適當名稱，這至少也是有用的。但從觀念而論，在孩子接受學校教育的全程中，有必要反覆向他們強調的是：
“你們正處在一個被灌輸的階段。我們的教育制度還沒有完善，除了灌輸式，我們還沒有別的好辦法。很抱歉，這也是我們現在能做的一切了。你們在這裏學到的只是現行的偏見與我們這特殊文化所推崇的價值取向的混合體。稍微瞭解一點歷史就能知道，這些東西肯定不能持久。你們所受的教育由那些墨守陳規的人所施行，他們只懂得如何去適應前輩留下的那套思想體系。這是一種爲自身的不滅而設計的體系。應該鼓勵你們當中頭腦更健全、更具個性的人離開學校，找到自學的辦法，學會自己作出評判。那些留下來的一定要記住，每時每刻都記住：他們正在被模式化，規範化，以適應我們這個特殊社會既狹隘又特殊的需要。”
與其他作家一樣，我經常收到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國的年輕人的信件，他們打算寫論文，評論我的作品。他們總是說：“請爲我提供一份有關您的著作的論文清單，告訴我那些報道過您的批評家和權威的名字。”他們還要求我提供無數相關的細節，數量之多就像移民局的案卷，他們通過學習得知，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
對於這樣的要求，我會回答：“親愛的學生：你瘋了。值得你閱讀的書不計其數，你何必整年整月地去寫一本書，甚至一個作家呢？你沒有發覺自己成了某個有害的體制的犧牲品嗎？如果你是自己決定把我的書作爲選題，如果你一定得寫一篇論文——請相信我，你覺得我寫的東西對你有用，這我很感激——那你爲什麼不去讀讀我寫的東西，憑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經驗加以驗證，並從自己的思考中作出判斷呢？別去理會什麼白教授黑教授吧。”
“親愛的作家，”他們會這樣回答，“我必須知道權威是怎麼說的。如果我不引用他們的觀點，我的導師不會給我打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