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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以後我們還談了《金色筆記》中女主人公的政治信仰。萊辛告訴我，五十年代的英國，有很多知識分子信仰過馬克思主義。
當然，作爲《金色筆記》的中文譯者之一，我沒有忘記此次拜訪的目的，於是再次提出請她爲中文版的《金色筆記》寫序的事。她明確地答覆我，這個序她不便寫：一個原因是她不懂中文，無法對譯文下這樣那樣的斷語；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金色筆記》在中國已經有一個譯本。她說一九九三年去過北京，當時陪同的翻譯告訴她：《金色筆記》的中譯本一出版就印了八萬冊。
說來慚愧，我一箇中國人，自認爲是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居然完全不知這個中譯本的存在！我還向她一再申辯，這不可能是事實：譯林出版社交給我翻譯時，也以爲是首譯。她堅持說自己不會記錯。爲了說服我，她起身回書房找當年所記的日記；但日記沒找着。她回憶說，當時陪同的翻譯說過：書名譯成了A Woman's Troubles，or The Life of a Woman什麼的1。她希望我回國後幫她查一查這個elusive edition（令人困惑的版本）。我耐心地向她解釋：在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之前，翻譯都很隨便。一九九三年後我們走上正規了。我還說，那個版本能擴大你在中國的影響，這也是好事啊。她笑笑說：她並不計較這種事，只是不滿意隨便改動書名：因爲The Golden Notebook是小說整體的組成部分（原話是integral to the novel）。
時間不知不覺間已溜走一個半小時左右。雖然沒有規定過談話的時限，我覺得也該起身告辭了。爲使這次拜訪留下珍貴的紀念，我問她是否可以合個影。“Why not？”她爽快地說。我於是掏出揹包裏的傻瓜相機，先給她拍了兩張單人照。要拍合影時，我顯得有點爲難。她馬上向內室叫了一聲，隨即出來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在此以前，我一直以爲屋子裏沒有別人）。我估計這男子是她的兒子。合影拍完後，萊辛回書房拿來五本她寫的小說，一本本簽上名，送給我。得到她親筆簽名的書，我真的很激動。隨後她還遞過兩張價值三十英鎊左右的購書券，囑咐我自己去書店買希尼譯的《貝奧武甫》（後來我用這兩張購書券在劍橋書店買了一套Bevington主編的《莎士比亞全集》和一本關於希尼的評論）。
回國後，我一直與萊辛保持通信聯繫。每年的聖誕節，我們總要互寄賀卡。一九九九年底，當她得知我並沒有買到希尼譯的《貝奧武甫》時，還給我寄了一本過來。我與劉新民合作翻譯的《金色筆記》於二〇〇〇年八月出版，我寄了一本給她。二〇〇五年，她又寄給我五本書，其中一本是她的自傳《在我的皮膚下》。
二〇〇五年是雞年，我在給她的信中介紹了中國的十二生肖。她說她似乎聽見了母雞的咯咯叫聲了。在那封信中，她還談了她的身體狀況。她給我的信都是用打字機打的，好像至今仍不會用電子郵件。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意味着多麗絲·萊辛的名字從此將爲中國讀者所仰視，她寫的書從此將擁有一個更大的接受羣體。趁《金色筆記》再版之機，我對我們的譯文作了認真的校訂，糾正了其中一些錯誤，包括理解的，表達的，遺漏的，印刷的諸方面。這是對讀者負責，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作者萊辛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