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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麗絲·萊辛獲二〇〇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這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她的代表作《金色筆記》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作品，從它的問世到它最終獲得諾獎評委的認可，時間差不多已過去了半個世紀！不過，他們最後還是把這個獎頒發給了一個受之無愧的人，一位極具創造精神的女作家。
一九九七年六月，譯林出版社約我翻譯《金色筆記》。說實在的，當時我對萊辛和她的作品也是知之甚微。我後來才發現，自己所翻譯的是一部曠世名著！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受國家教委選派赴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從事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的研究。這時我已譯出全文的三分之二，還有三分之一沒譯。出國前約了朋友劉新民教授，請他幫忙譯出餘下的部分。
到了劍橋後，我一邊旁聽古英語的課，一邊撰寫《金色筆記》的譯序。我當時就想拜訪作者本人，尤其想問問她一些有關作品的問題。古英語系的教學祕書給我提供了萊辛的地址。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把譯序寫成英文，寄給萊辛，信中還表達了希望她爲我們的譯文寫序的意思。七月九日，萊辛給我回信，不僅欣然邀請我去她家喝茶，還主動提及《金色筆記》的創作動機、主題思想、黑紅黃藍四本筆記與金色筆記的關係。這封信實際上已經回答了我想問的問題。這份彌足珍貴的資料，我一直珍藏着。後來披露在《外國文學評論》的動態欄目上，就是那篇《一封信：解碼〈金色筆記〉的一把鑰匙》。
我是按約定於九月底的一個陰雨天拜訪她的。下午三時許，我在一幢聯排式的房子前按響了門鈴。穿紅裙藍衣的萊辛下樓開門，把我領上樓上的客廳。客廳裏有一臺老式的電視機，電視機上是一套音響，擱電視機的架子上塞滿了書。與電視機平行的牆壁上有兩個高一米左右的書架，靠裏的一個比另一個高了幾公分，也寬了幾公分。書架肚子裏滿滿當當的都是書，書架頂上又摞着四大疊書，每一疊差不多都有半米高。女主人示意我在電視機斜對面的沙發上坐下，熱情地招待我喝咖啡，喫糕點。她自己落座在電視機旁的一張椅子上。
這個客廳給人總的印象不是那麼整潔：沙發坐墊上就散落着報紙一類的雜物，女主人坐的椅子背後還有書刊一類的東西不整齊地堆放着。但在這不整潔中透露出一種隨和，當我自己動手挪開一張報紙在沙發上落座時，同時也挪去了按門鈴前一直揮之不去的緊張與忐忑。這種隨和、適意的氛圍的營造者此刻就與我面對面坐着，說話時目光緊緊盯着我，但那裏面所透露的不是居高臨下的輕慢，也不是咄咄逼人的威嚴，而是朋友間促膝交談時的專注，鄰里間閒聊時的親近與熟稔。多麗絲·萊辛就是這樣一個平易近人的人，在她面前，你用不着因自己寫不出她那樣的小說而自卑，完全可以把她當作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一個你早就熟悉的鄰里鄉親來看待。
我們的談話就在這樣的氣氛中展開。我首先向她介紹了自己的文化背景，介紹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美景。當我說到自己是從大山裏走出來的農家子弟時，她馬上接口說：“我也是個農民的女兒啊。”那說話的口氣就好像是在異鄉遇見走失的同道，在語言不通的陌生人中間碰到了語言相通的人！
接着我向她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情況，說到了古英語與《貝奧武甫》，她馬上向我推薦了愛爾蘭詩人希尼翻譯的《貝奧武甫》，並說希尼和休斯是現當代最偉大的英語詩人。希尼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我們的話題自然而然引向了這個標誌性的文學桂冠的未來歸屬。我真誠地對她說：像她這樣的文學大家早就應該擁有這個榮耀了。她對我說：她作爲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已有十二年了。說這話時，她並沒有掩飾自己對這個獎項的渴望與屢屢落選的無奈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