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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留點神我們就可以發現，這第一句也正是《自由女性》的第一句！這也就是說，《自由女性》這篇文章是安娜在與現實達成妥協以後寫的。
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是我們理清《自由女性》與黑紅黃藍四種筆記以及金色筆記之間關係的鑰匙。
《自由女性》中的兩個女人（即主人公安娜和摩莉）都是離異後的獨身女子。兩人身邊都有一個孩子：安娜的女兒叫簡納特；摩莉的兒子叫湯姆。兩個女人雖然性格不同，但都標榜女性的自由。她們自覺地站在男人的對立面，總以爲自己的不幸是男人造成的。光從表面現象去判斷，我們很容易錯誤地把《自由女性》當做全書的總綱，從而將女權主義放到很不恰當的位置。英國女作家、文學批評家安妮塔·布魯克納4在《倫敦書評》上撰文就稱萊辛是“原始形態中的女權主義自我意識的先驅。”由於她是與萊辛同時代的女性作家，她的話似乎很有些分量。其實，她並沒有說到點子上。通過上述對四種筆記和金色筆記之間的關係的考察，我們已經知道，作者的視野遠比人們所能想像的要廣闊得多。她的雄心壯志是想描述五十年代整個世界的道德氣候和政治風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種族主義等等，都是她筆下的基本命題。不能說《自由女性》不談女權主義，但不是整部小說的主流。那導致女主人公精神分裂、患上寫作障礙症的一切纔是小說的核心。說《金色筆記》是女權主義的作品，那就像瞎子摸象，只說出了其中的一點，而沒有把話說全。
在我們僅限於《自由女性》（且不管那五本筆記）討論問題時，說萊辛是女權主義自我意識的先驅，也是不合適的。萊辛不是什麼先驅，更不是極力主張女權主義的鬥士，而是一個女權主義的悲觀論者。“自由女性”在她筆下只是一個反語。像塞萬提斯以模仿騎士文學來否定騎士文學那樣，萊辛也是想以標榜女性的自由爲幌子來證明女性自由的非現實乃至荒謬，只不過她的行文不像塞萬提斯那樣辛辣、咄咄逼人，而是更溫和，更含蓄罷了。
男女的世界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整體，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絕對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主人公安娜自己是一個不完美的人，她想尋找完美的男人來彌補自己的缺陷，這本身就是不現實的。最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抗爭以後，兩個女人都與現實妥協了：摩莉重新嫁了人；安娜雖然沒有再婚，但也已從封閉的自我走出。作者的描述顯然想給讀者留下這樣一個印象：女權主義並不能幫助婦女獲得真正的自由，離開了男人奢談女權，這種思潮本身就沒有多大意義。更何況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很多，而且也更重要，女權主義還遠遠排不上議事日程。
五種筆記與《自由女性》的關係，實際上是大主題和小主題之間的關係。世界那麼混亂，你的力量又那麼渺小，你根本無法改變這個世界，無法把那塊大圓石推上山頂。你又不是站在山頂上向下觀望下面的人如何推動圓石的那種人（這種人爲數很少），而是在下面賣力氣的芸芸叢生，那麼，你就儘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吧。只要你盡了自己的責任，做了你應該做的事，這也就夠了。作爲一個作家，你就繼續寫你的書去，既然你理不清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團亂麻，就不要去理它。世界那麼混亂，你就應該在混亂中求生存，而決不應該因混亂而放棄自我生存的權利。
這恐怕就是萊辛在讓女主人公解除寫作障礙症時想說而沒有明說的話，也是索爾在給安娜寫下“兩個女人單獨待在倫敦的一套公寓裏”這句話時所期待的。
還有，在寫作風格上，《自由女性》採用的完全是一種傳統的敘事文學的寫作方法；而四種筆記則有多種手法的混合：如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新聞報道的方法就常常與紀實的方法並駕齊驅。這也是作者有意安排的。這樣做使四種筆記增加了層次感、混亂感（當然，作家自己是一點也不亂的），從而使《自由女性》的傳統迴歸顯得更惹眼。作者在這裏再次給無言的形式賦予某種意義：主人公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迷惘以後，又回到了常規，回到了無奈的，表面上平平淡淡、骨子裏混亂無序的現實。
《金色筆記》的翻譯是我和劉新民兄共同完成的。我譯至黃色筆記第三部分，餘下的是劉兄的譯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