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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戰爭在世界別的地方激起什麼樣的熱情和信仰，導致極其的貧困，它在我們這個國家卻從一開始就是以雙重的感情爲其特徵的。顯而易見，戰爭對於我們來說是件好事。這一點說起來並不複雜，用不着專家來解釋。中非和南非的物質繁榮是可感知的，每個人都會一下子變得更有錢。儘管中非的經濟自古以來就只爲確保人們最低限度的生活和發展的需要，但這對非洲人來說同樣也是個事實。用錢買不到商品這種嚴重的狀況將不復存在。至少不至於嚴重到使人活不下去。當地的廠商開始生產原先得靠進口的商品，這樣就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戰爭的兩面性——建立在最低效、最落後的勞動力的基礎上的非洲經濟原先是那麼遲滯、蕭條，它因而需要某種來自外部的衝擊。而戰爭正是這樣一種衝擊。
還有一個理由是針對犬儒主義的——首先，一旦人們開始對自己所蒙受的恥辱感到不耐煩，他們就會開始懷疑一切。這場戰爭呈現在我們面前是一場討伐希特勒的邪惡主張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然而，在那一大片非洲大陸上，在大約半個非洲的領土上，希特勒關於某些人因種族的原因比別人優越的主張卻大有市場。非洲大陸到處有不少人懷着嘲諷的態度欣賞着他們的白人主子加入軍隊去跟法西斯惡魔交戰——那大都還是一些受過一定教育的非洲人。他們愛看自己的白人主子急巴巴地登上征程，前往就近某個戰場投入反對某種主義的戰鬥。而這種主義如果產生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他們是一定會誓死捍衛的。整個戰爭期間，各種報紙的通訊欄目都充斥了這樣的爭論：任何一個非洲士兵都有可能拿槍口對準自己的白人主子，或者在晚些時候運用他所掌握的有關兵器的知識，那麼，把一隻哪怕很蹩腳的槍支交由他保管是否安全呢？得出的結論是——當然是正確的——這並不安全。
這兒有兩條我們進行這場戰爭的正當理由，但從一開始，它們就具有某種可笑的諷刺意義。
（我再次不知不覺地以一種錯誤的口氣來說話——我討厭這種口氣。然而，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們就一直生活在戰爭之中，我相信，它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破壞。這是一種自我懲罰，感情的封鎖，一種對無法將相互衝突的事物糅合成一個整體的無奈和逃避。這樣，不管戰爭多麼可怕，人們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這種逃避意味着既不去改變什麼，也不去破壞什麼。這種逃避最終意味着個體的死亡或凋零。）
我只想簡單地把事實記錄下來。對於一般人來說，這場戰爭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情況很糟，敗局隨時可能出現。這個階段結束於斯大林格勒。但第二階段一直往下延續，直至戰爭勝利。
對我們來說——我是指我們這些左派以及與左派有聯繫的自由主義者——這場戰爭則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俄國不參與這場戰爭。這妨礙了我們對它的忠誠——我們當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說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着蘇聯的。這個階段因希特勒進攻俄國而告終。緊接着便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局面。
人們對於共產主義，或者不如說對他們的共產黨組織，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對一個有朝一日將爲社會學家所關心的問題缺乏考慮。那就是社會活動問題，它是直接或間接由共產黨的存在引發出來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覺中已受到共產黨的鼓舞和激勵，或被推向了一種新的生活。這種情形即使在一個只有共產黨的小組織存在的國家裏也是如此。在我們這個小鎮上，自俄國介入戰爭，左派因此而活躍起來以後，一個小管絃樂隊、一些讀者團體、兩個劇團、一個電影協會相繼宣告成立（共產黨本身的活動在此暫不去說它），此外還有一個業餘組織對非洲農村孩子的生活狀況進行了一次調查。當調查報告發表時，曾經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觸動，使他們很長時間懷有一種負罪感，並促使六七個社團就非洲問題舉行了研討會。在這個鎮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某種類似文化生活的東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歡迎，儘管這些人對共產黨的瞭解只限於他們是一班懷有仇恨的人。當然，這些現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當時正處在生機勃勃並且教條主義氾濫時期的共產黨人讚許的，但共產黨還是鼓勵他們，因爲堅定不移地信任別人這在當時已形成一種小小的風尚。
對我們來說（我們那一帶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後便是一個頻繁活動的時期。這一階段——一個充滿喜悅而自信的階段——大約結束於一九四四年，即戰爭結束之前。這一變化的原因並不在於外部的事件，如蘇聯“路線”的變化什麼的，而在於內部的因素，在於共產黨自身發展的結果。回顧過去，我看得出，從這個共產主義團體成立的第一天起，這種變化就已呈端倪。當然，冷戰一開始，所有的討論會、社團組織都相繼消亡了，任何對中國和蘇聯的興趣都由熱衷轉向懷疑（但那些單純的文化組織，如管絃樂隊，劇團等等，仍繼續存在下去）。在我們鎮上，就在“左派的”、“進步的”，或者說“共產黨人的”熱情——這些用詞哪個更確切，現在很難說得清——正處在最高漲的時候，黨組織內部那些發起者就已經變得心灰意懶，或迷惘失措、或徹底喪失責任心。當然，有一陣子，沒有人能理解這一點，但這是不可避免的。現在誰都清楚了，在共產黨或其集團內部，與生俱來就存在着一種自我分裂的規律。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共產黨組織的存在或興盛都是通過不斷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系來實現的。這種排斥並非由於某一部分人有什麼優缺點，而是以他們在某個特定時期是否與黨內的方針保持一致而決定的。在我們這個規模不大、實際上十分可笑的業餘組織裏，發生在二十世紀初即共產黨開創時期倫敦那個稱爲伊斯拉克的組織身上的一切無不一一重現。如果我們對自己的運動的歷史早就有所瞭解，我們就能從犬儒主義以及挫折與迷惑中解脫出來——關於這一點現在我不想多說。從我們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權”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分裂的產生。我們當時跟非洲大陸上出現的運動並無任何聯繫——任何民族主義運動和工會誕生以前，犬儒主義就存在了。當時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祕密聚會，但他們並不信任我們，因爲我們是白人。其中有一兩個人來請教我們有關技術方面的問題，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他們腦子裏是怎樣想的。當時的形勢是：一班極其好戰的政客滿腦子想着如何組織革命運動，他們不顧實際情況頻繁活動，想促使黑人騷亂起來，但實際上就是再過若干年黑人羣衆也不會照他們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產黨也面臨這樣的局面。如果不是一個由外國人組成的團體，我們這個組織內部的鬥爭、衝突和辯論可能有助於它的發展，但由於沒有根，它就只能很快走向毀滅。一年之內，我們的組織就分裂了、形成了幫派，出現了背叛者，而那忠誠可靠的堅強核心，除了個別成員外，一直在不斷地變動。由於我們無法理解這種變動，我們的熱情一天天在枯竭。儘管我們已經意識到這種自我毀滅的過程從它誕生的一刻起就已開始，我們還是無法確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變味。我們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種強烈的犬儒主義思想已日漸冒頭。一走出嚴肅的會議室，我們所開的玩笑便與我們所說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從人生的那一刻開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們的玩笑。一句略帶惡意的言辭，一個稍嫌憤激的聲音，十年以後都有可能演變成一個致命的毒瘤。這樣的情況我經常看到，除了政治團體或共產黨組織，其他許多地方也不例外。
我要描述的這個組織經歷了一次可怕的“黨內”鬥爭（我不得不在“黨內”這個詞上用上引號，這是因爲這個所謂的“黨”從來沒有正式宣佈成立過，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感情化的實體），它分裂成兩派，爲的都是雞毛蒜皮的事——這些事那麼微不足道，我現在甚至回憶不起來了。我們只是感到十分震驚和迷惑：那麼大的仇恨和對立僅僅是因爲一個小小的組織問題而引起。兩派組織同意繼續合作——我們總算沒有完全喪失理智。但我們有各自的方針政策。出於失望，我至今仍想笑出聲來——一切都那麼無關緊要，但事實是，這個組織就像一個由流放者組成的團體，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懷着流放者所懷有的深仇大恨。我們大約有二十來人，個個都是流放者。我們的觀點遠遠趕在這個國家發展水平的前頭。噢，對了，我現在想起來了，我們之所以發生爭吵，是因爲我們中有一半人抱怨說某些成員“沒在這個國家紮根”。我們就因這樣一些話而鬧分裂。
下面就談談我們這個分裂出來的小派別吧。其中三人來自空軍兵營，他們最初都是在牛津認識的——分別名叫保羅、傑米和泰德。然後是喬治·豪斯婁，一個養路工。維利·羅德是一個來自德國的難民。接下去是我自己。還有瑪麗羅斯，她就出生在這個國家。在這個圈子裏我是個與衆不同的人物，因爲只有我一個人是自由的。這“自由”的含義是指我當初是自己選擇到這個殖民地來的，只要我樂意，隨時可以離開。但我爲什麼不離開這個地方呢？我恨這個地方，自從一九三九年初次來到這裏結婚併成爲一個種植菸草的農場主的妻子以後，我就一直恨它。我是在此前一年在倫敦認識史蒂文的，他當時在那裏度假。到農場後第一天，我便知道自己喜歡史蒂文，但絕對無法容忍他那兒的生活。但我終於沒有回到倫敦，而是進了城，做了一名祕書。多年以來，我的生活似乎顯得很充實，開始三心兩意地做一些暫時性的工作，並一直保持這種狀況。比如說，我成了一名“共產黨員”，其原因就在於左派是這個鎮上惟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們理所當然地把種族隔離看做洪水猛獸。然而，在我身上始終存在着雙重人格：共產黨員的人格和安娜自己的人格。安娜的人格一直在評判共產黨員的人格，反之亦然。我想，我可能患上了某種懶散症。我知道戰爭馬上就要爆發，回家的路將變得艱難，但我還是繼續留了下來。我不喜歡這裏的生活，我並不快活，但我還是去參加日暮後的聚會，跳舞、打網球，看日落。時間似乎顯得那麼遙遠，我簡直感覺不到自己曾經做過這一切。我“記不起”作爲坎貝爾先生的祕書是怎麼生活過來的，每天晚上又是怎樣去跳舞的。好像這些事都發生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不過，我好像認清過我自己，但這樣的想法也只是那天找到了一張舊照片才產生的。那張照片上的人是個又瘦又小、脾氣暴躁的小女孩，簡直就是一個洋娃娃。比起當地的女孩子來，我自然顯得老於世故；但經驗卻比她們少得多——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做更多的事。女孩子們在那裏能做的事如果在英國就非得去爭去搶不可。我的老於世故只是在文學和社交方面。瑪麗羅斯顯得很脆弱，很容易被人傷害，但即便跟這樣的女孩子相比較，我仍像嬰孩一樣缺乏經驗。那張照片上的我站在某傢俱樂部的門口臺階上，手裏握着個球拍。我看上去很開心，很刻薄。那是一張又小又尖的臉。我身上從來沒有過殖民地人那種令人羨慕的品質——即好脾氣。（爲什麼說它令人羨慕呢？反正我很喜歡那樣的脾氣）。我已記不起自己有過什麼想法，只記得每天都對自己說：我現在必須訂好機票回家。即使戰爭開始以後也一直這樣想。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碰到了維利·羅德，跟政治打上了交道，但並非第一次。我當時年紀太輕，當然不可能參加西班牙革命，但我的朋友們參加了。因此，共產主義和左派對我來說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我不喜歡維利，他也不喜歡我。然而，我們卻開始在一起生活，或者說盡可能這樣去做。在一個小鎮上生活，任何人都知道你在幹什麼。我們住在同一家旅館裏，一起用餐。我們在一起差不多過了三年。然而，我們相互間既不喜歡，也不理解。我們甚至在一起睡覺時也不怎麼開心。當然，那時候我沒有經驗，在那以前我只跟史蒂文睡過覺，但爲期不長。我知道我們並不投合，這一點維利也知道。自從對性有所瞭解以後，我懂得了“不投合”這個詞的某些真實的含義。它並非指沒有愛情，沒有同情心，不耐煩，不懂事理。兩人在性關係上不投合，好像他們身上的化學結構就是對立的，但在跟別人上牀時又會變得非常幸福。對了，維利和我十分清楚這一點，因此也就不去追求那種無益的歡娛。我們的感情僅此而已。我們都同情對方，兩人都懷着一種悲愴的失望，併爲之苦惱着，因爲我知道，在這方面我們無法使對方獲得幸福。沒有任何東西阻止我們選擇對方作爲自己的伴侶，但我們沒有這樣做。你說怪不怪，我沒有這樣做是因爲我具有被我稱之爲懶散或好奇心的品質，即使我覺得自己早就克服了它，但實際上它總是逗留在我身上揮之不去。這是不是由於脆弱？在我寫下這個詞以前，我從沒想過這個詞可以運用到我身上，但我揣測它確實可以用在我身上。然而，維利決不是個生性脆弱的人。相反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無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