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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一流的小說，顯示了二流的創作才能。背景的創新在於：羅德西亞大平原上的一個火車站，沒有根基、受金錢驅使的白人居民和憂鬱寡歡、被剝奪得一貧如洗的非洲土著形成鮮明對照，烘托出一種特殊的氛圍。故事的創新在於：一個因戰爭而被派到殖民地去的英國青年與一個半開化的黑人女子之間的愛情。隱匿其中的一個事實是：主題並沒有多大新意，闡述也不夠充分。簡潔是安娜·沃爾夫創作風格的魅力所在。但要評判這種簡潔的風格是出於一種有意識的藝術把握，還是通常所見的一種通過讓小說的形態受強烈的情感支配而刻意獲得某種效果的形式主義的花招，則爲時尚早。
但從一九五四年開始，我是這樣寫的：
“以非洲爲背景的小說繼續大量湧現。《戰爭邊緣》以其對亂哄哄的兩性關係的極其敏銳的洞察力，是這類小說中寫得較成功的一部。但關於白人與黑人間的衝突，顯然沒有說出多少新的東西。小說中最具史料價值的是它描寫了種族隔離所引發的仇恨和殘暴。這份來自種族邊界線的最新報告提出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白人留居的非洲大陸上所出現的這種壓抑與緊張狀況早已存在了許多年，爲什麼直到最近的四五十年代，它才突然間被文學藝術所曝光呢？如果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那麼我們就能更多地瞭解社會與它所創造的能力之間、以及藝術與促其發展的張力之間的關係了。安娜·沃爾夫的小說創作是由一種對非正義的溫和的義憤所激發的：這樣做是好的，但僅此還不夠……”
在我撰寫評論文章的那三個月中，我每週閱讀十多本書，結果發現：我對這些書所懷有的興趣與我在閱讀時所感受到的一切毫不相干——比如說1吧，他是舊的意義上的最後一位小說家，他就利用小說對生活作了哲學性的闡釋。問題的關鍵是，小說的功能似乎正在變化：它已經成了新聞學的先驅。我們閱讀小說是爲了瞭解那些尚不爲我們所知的生活區域：尼日利亞、南非、美國軍隊、礦區、切爾西的社團，等等等等。我們看小說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說中只有一部具有小說之所以爲小說的那種特質——即哲學性。我懷着同樣的好奇心閱讀了大多數小說，發現它們都只是報道性的讀本。稱得上成功的大多數小說都只是在報道社會某個區域的存在時顯得有些新意，它所描寫的某種類型的人尚未被納入文學的一般意識之中。小說成了支離破碎的社會和意識的一項機能。人類有明確的分工，這種分工越來越細，甚至細分後還可以再分。要想反映這個世界，人們得想方設法去了解本國其他羣體的情況，至於別國的羣體，那就無從談起了。要想全面瞭解這個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說的報道成了一種媒介。就拿我們英國來說吧，中產階級對工人羣衆的生活一無所知，反之亦然。但有關各個行業的報道、文章和小說隨處有售，人們可以閱讀這些書籍，就像考察原始部落一樣。蘇格蘭的漁民是跟我在約克郡時認識的那些礦工完全不同的一類人。他們都來自一個比倫敦市郊的居民區更新奇的世界。
然而，我卻沒有能力寫出惟一使我感興趣的那種小說：即那種充滿理智和道德的熱情，足以營造秩序、提出一種新的人生觀的作品。因爲我感到十分迷惘。一直定不下心來再寫一部小說。可供我寫的“題材”不下五十種，但它們都不能讓我得心應手。只要有一個題材能使我感到有把握，優秀而富有教益的小說便會源源不斷地從出版社印出來。作爲寫作所必須具備的素質我只有一點，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好奇心。一個新聞記者的好奇心。我的生活方式、教養、性別、政治觀念、社會地位等等都阻礙着我進入生活的某些領域，爲此我深感失望和遺憾。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某些最優秀的人物的通病。有的人能忍受其中的壓力，有的則被它壓垮了。這是一種全新的感覺，是有意無意間對一種新穎的、富有想像力的理解的嘗試。但它對於藝術卻是毀滅性的。我只是對如何在生活中最大限度地擴展自己感興趣。我把這話說給蘇格大娘聽，她滿意地點點頭，以人們通常用來讚許偉大真理的口吻回答說：藝術家是在無力生存時才寫作的。我記得，在她說這話時，我曾感到過一陣噁心。今天，當我正着手寫作時，仍隱隱感到有些厭惡：這是因爲這門屬於藝術或藝術家的行業如今已大大貶值，成了頭腦空空的業餘愛好者的私有財產，弄得那些與藝術真正有聯繫的人一看見他們搖頭晃腦神氣活現的樣子便恨不得逃得遠遠的。再說，當一個真理被窮究時——這一直是本世紀文學藝術的一個主題，簡直成了可怕的老生常談——人們便開始懷疑：這真的是終極的真理嗎？人們會像那天我坐在蘇格大娘面前那樣想到“藝術家無力生存”這些話來，並讓它們迴響在腦子裏，逐漸淡忘，最後克服了厭惡和迂腐。這些老生常談竟然那麼專斷地出自一個心理分析者之口，這是有點非同尋常的。蘇格大娘絕對是一個有教養的女人，一個受過藝術薰陶的歐洲人。她是以一個女巫師的身份說出這些陳詞濫調的，如果她是跟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對診所裏的病人說這番話，她會感到慚愧。針對生活是一個尺度，而對着診察臺又是一個尺度。我無法忍受這種狀況。我最終不能忍受的就是這一點。因爲這意味着生活具有一個道德標準，病人又有着另一個道德標準。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說《戰爭邊緣》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水準上。當我着手寫它時，我心裏就有數了。我當時就討厭它，至今仍討厭它，因爲它在我身上變得那麼專橫霸道，已經威脅着吞噬我的一切。我於是手拎着自己的靈魂去見那位女巫師。然而，這位治病救人的人一聽見“藝術”這個詞便洋洋自得地笑了起來。藝術家這頭神聖的動物認爲萬事萬物都是正當的，認爲藝術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當的。那種自鳴得意的微笑、寬容的讚許，並非爲有文化的巫師或教授之流所獨具。靠兌換貨幣爲生的人，出版社的小丑，以及你的敵人都具有這一德性。當一位電影鉅子想購買一位藝術家時，他搜尋創造力或創造的火花的真實企圖只是爲了將它摧毀，通過搗毀有價值的東西來實現自己的價值。這就是他不知不覺中所追求的一切——他把他的犧牲品稱爲藝術家。你是一個藝術家，當然……而那位受害者則總是傻笑，並把他的厭惡吞下肚子。
如今有那麼多藝術家熱衷於政治、甘願“獻身於”什麼事業，其真正原因在於他們急巴巴想讓自己置身於某種規章之中。不管那是什麼規章，只要能將他們從曾被他們的敵人所利用過的“藝術家”這個名稱的毒害中解救出來就行。
我記得十分清楚：在那部小說處於醞釀階段的那段時間，我的心臟就怦怦跳個不停。後來，當我知道我會去寫它時，便詳盡地策劃了想寫的一切。“主題”幾乎是抽象的。然而，如今我所感興趣的卻是：當初我爲什麼不把所發生的一切如實予以報道，而偏要編造一個與原始材料毫不相干的“故事”來呢？當然，直截了當、樸實無華、無形無式的報道不可能成爲一部“小說”，因此也就無法出版，但我對“成爲一名作家”或賺錢什麼的玩意並不感興趣。我這話並不是說遊戲人生的作家寫作時在拿自己開玩笑，開心理的玩笑——所寫的事件得來自真實的事件，所寫的人物得脫胎於生活中的真人。我只是在問自己：爲什麼偏得寫成一個故事呢？這當然並非因爲故事不好，不真實，或者它使什麼東西貶值了，我只是在問：爲什麼不能用簡潔的報道來揭示真理呢？
只要看一眼那個拙劣的提要，看一眼電影公司的來信，我便感到噁心。然而，我知道，使電影公司那麼急切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原因也正是使小說獲得成功的原因。小說寫的是種族問題。我說過：小說中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但它所流露出的情緒卻有點可怕，有點不健康，有點狂熱。那是戰爭年代的一種盲目的騷動，一種虛僞的懷舊情結，一種對放肆、自由、混亂、無序的渴望。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天讓我再讀一遍，我一定會感到羞愧，好像自己就赤裸着身子站在大街上。然而，別人似乎沒有看到這一點。沒有一個評論家看到這一點。我那些有文化、懂文學的朋友也沒有看到這一點。這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說，因爲它字字句句閃爍着可怕而虛僞的懷舊情結。我知道，爲了寫出另一部小說，寫出那五十篇題材已備的社會報告，我必須十分審慎地去激發這種情感。正是這種情感將促成那五十篇文字成爲小說，而不是通訊報道。
當我回想起與那班人在馬雪比旅館度週末的情景時，我不得不第一次把某些東西從自己身上抹去。現在開始寫作時，我又得再次把它抹去，或者讓“故事”開始以小說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事實真相出現。這就像回憶一次熾烈的愛情，一次性的沉迷。非同尋常的是：隨着懷舊情結加劇，隨着故事開始成形，內心的激動就像顯微鏡下的細胞一樣繁殖起來。這種懷舊情結太強烈了，我每次都只能寫上幾行字就停下來。沒有任何情感能比這種虛無主義更刻骨銘心了，總是那麼怒氣衝衝，隨時準備把一切拋入水中，心甘情願地、急切地想讓自己化爲烏有。這種情緒也正是戰爭爲什麼會延續的根本原因之一。讀過《戰爭邊緣》的人即使他自己一點也沒有意識到，也會無意中飽餐這種情緒。這就是我感到羞愧的原因，這就是我爲什麼會始終覺得自己好像犯了什麼罪的原因。
那一班人是偶然湊合在一起的，他們心裏明白，只要這場特殊的戰爭一結束，他們就不會再聚集在一起。他們誰都知道，並且極其坦誠地承認：他們間沒有共同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