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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記
［黑色筆記現在放棄了它起先劃分爲“來源”和“錢”兩個部分的意圖。它的紙頁上貼着剪報，用糨糊粘貼並記有日期，年份是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這些新聞每一條都與發生在非洲各地的暴力、死亡、騷亂、仇恨有關。筆記中只有一條是安娜手寫的，落款時間是一九五六年九月：］
昨夜我做了一個夢，說是要拍攝一部有關馬雪比旅店的那羣人的電視劇。已經有了一個劇本，是別人寫的。導演一直向我保證：“你看了劇本一定會滿意，簡直像你自己寫的一樣。”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我始終沒能讀到那個劇本。我去看了電視劇的排演。那場景就在馬雪比旅店外面鐵路旁的花紫樹下。我高興地看到，導演將場景的氣氛處理得很不錯。隨即我發現那“場景”原來就是實景：他居然將整個劇組拉到了中部非洲，在花紫樹下實地拍攝，那兒甚至有這樣的細節：白色垃圾堆中散發出酒一般的氣味，灼熱的陽光下到處可嗅到花紫樹的氣息。我看見攝影機裝置在車上，車子開了過來。攝影機對準並橫掃過那組等着表演的人羣，這使我想起了機槍。表演開始了，我馬上感到不自在起來。我終於明白了，導演對鏡頭、時機的選擇，正改變着這個“故事”。拍成的影片上出現的情景將和我所記得的大相徑庭。我無權利讓導演和攝影師停下來。因此我站在一邊，看着劇組的表演（其中有安娜，我自己，但不是我所記得的那個人）。他們說着我已記不起來的臺詞，他們之間的關係已和原來完全不一樣了。我心中充滿焦慮。在這一切完成後，劇組人員開始化整爲零，三三兩兩地進馬雪比旅店的酒吧喝上幾杯，而攝影師們（現在我看出他們都是黑人，所有的技師都是黑人）則將攝影機推移並拆卸開（因爲它們也都是機關槍）。這時我對導演說：“你爲什麼改動了我的故事？”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覺得他是有意改動，認爲我的故事沒什麼精彩之處。但他看起來很委屈，也很喫驚。他說：“但是，安娜，你看到那些人在那兒，是不是？你看見我見到的一切嗎？他們說那樣的話，對不對？我只拍攝了那兒的實際情況。”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因爲我認識到他是對的，而我所“記得的”也許並不真實。我有點心煩意亂，因此他說：“來喝上一杯吧，安娜。你不是看到了麼，我們拍了什麼這無所謂，只要我們拍了點東西就行。”
我將合上這本筆記了。要是蘇格大娘要我爲這個夢“定名”，我會說這是關於絕育症的。除此之外，自從我做了這個夢，我再也記不起瑪麗羅斯是怎樣轉動她的眼睛的，或保羅是怎樣哈哈大笑的。一切都記不起來了。
［有兩條黑線劃過紙頁，標誌着筆記的結束。］
［和黑色筆記一樣，紅色筆記也全是剪報，時間是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都是有關歐洲、蘇聯、中國和美國的事件。像同期有關非洲的剪報一樣，這些內容大多是有關暴力的。凡是出現“自由”一詞，安娜都用紅色鉛筆在下面劃了線。在剪報終止的地方，她已經將劃出的紅線數目相加，“自由”一詞總共出現六百七十九處。這段時期中她自己手寫的記載只有下面的一條：］
昨天傑米來看我。他隨一個教師代表團出訪蘇聯，剛剛回來。他對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哈里·馬修斯，原是位教師，辭了工作去西班牙作戰。負了傷，因斷了一條腿而住院十個月。在這段時間他反覆思考了西班牙戰爭——共產黨的卑鄙行徑，等等，進而讀了大量東西，並對斯大林產生了懷疑。接踵而來的是通常的黨內批鬥，被開除出黨，於是他便加入了托洛茨基派。又和他們發生爭論，離開了他們。由於腿瘸了，不能再打仗，他便學着去教遲鈍弱智的孩子。“對於哈里來說，不用說，世上沒有什麼笨孩子，只有不幸的孩子。”在整個戰爭期間哈里住在國王十字街口附近一間極簡陋的小屋裏。他多次表現出英雄主義的壯舉，例如從受到轟炸並正在燃燒的樓房裏救人等等。“他在那一帶成了個傳奇人物，當然，一到人們開始尋找那位救出某位兒童或某位老人的瘸腿英雄的時候，就到處找不到哈里了，因爲，不用說，要是他憑這些事博取榮譽，他會瞧不起自己的。”戰爭結束時傑米從緬甸回來，去探望他的老朋友哈里，但他們爭吵起來了。“我是個百分之百的共產黨員，而他，哈里，卻是個卑鄙的託派分子，因此我們話不投機，吵了起來，鬧個不歡而散，就此分手。但我心裏倒是挺喜歡他的。”哈里過着雙重生活。他的外部可見的生活完全是一種自我犧牲和無私奉獻。他不僅在某個學校中教那些弱智孩子，並獲得很大成功，而且他還邀請附近街區（一個窮困地區）的孩子每晚到他家中上課。他教他們文學，指導他們閱讀，爲他們作考試輔導。他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每天執教十八個小時。“不用說，他把睡眠看做是浪費時間，他訓練自己每天只睡四個小時。”他就一直住在這簡陋小屋，直到某位飛行員的遺孀愛上了他，要他去她的公寓住。在那兒他有兩個房間。她有三個子女。哈里待她很和善友好，但若說她的生活現在一心一意是爲他奉獻，那麼他的生活則完全奉獻給孩子們，包括學校裏的和鄰近街區的。這便是他的外部生活。與此同時，他在努力學習俄語，還收集有關蘇聯的書刊、小冊子、剪報等等。他在研究蘇聯，爲自己構建起一幅蘇聯真實歷史的畫面，或更確切地說，是一幅自一九年起俄國共產黨的真實歷史圖景。
大約在一九五年，傑米的一位朋友拜訪了哈里，把他的情況告訴了傑米：“他總是穿一種叢林茄克衫，或是士兵的緊身上裝，腳上一雙涼鞋，留着軍人的髮型。他從來不笑。牆上有一幅列寧的畫像——那當然是不用說的，還有一幅小一些的托洛茨基像。而那位遺孀則恭恭敬敬地在後面忙活。街上來的孩子們在他家進進出出，而哈里則在談論蘇聯。那時他已能流利地說俄語，並通曉黨內歷史上從很早時候起的每次小型鬥爭和陰謀，更不用說那些血腥大屠殺了。而他幹這一切究竟是爲了什麼？安娜，你是絕對想不到的。”“我當然想得到。”我說，“他是在爲那一天作準備。”“當然。這可真是破天荒第一回。這可憐的瘋子早已設想好了——相信那一天終會到來，俄國的同志們會在同一時刻突然明白過來。他們會說：‘我們迷路了，我們沒走上正確的道路，我們的前景不太明朗。但在那邊，英國倫敦的聖潘克拉斯區，有我們的哈里同志，他對一切都非常清楚。我們將邀請他來，聽取他的意見。’時間過去了。事情變得越來越糟，但從哈里的觀點看來，卻是越來越好了。每次從蘇聯傳來什麼新的醜聞，哈里都會爲之振奮。成沓的報紙在哈里的房間裏已經堆到了天花板，並已漫溢到那位遺孀的房間裏。他說起俄語來已像個俄國人一樣了。斯大林死了——哈里點點頭，心裏想：這下用不了多久了。然後是蘇共二十大：幹得好，但這還不夠。後來哈里在大街上遇到了傑米。因爲過去是政治上的敵人，他們起先緊皺眉頭，態度僵硬，但隨即又互相點頭並有了笑容。於是哈里帶傑米去了那遺孀的公寓。他們一起喝茶。傑米說：“有一個代表團要到蘇聯去，我正在組團，你想去嗎？”哈里一下子變得容光煥發。“你想像一下吧，安娜，我坐在那兒，像個傻瓜一樣，一邊想着：哦，這可憐的託派分子，畢竟還是個好人，他對我們的豐饒之母1還是很有感情的。他一直在想：我盼望的日子來到了。他一再問我是誰推薦了他，顯然這對他來說很重要，因此我沒有說破，告訴他這主意只是我自己剛剛想到的。我根本沒有想到他居然相信是“共產黨自身”不遠千里從莫斯科召喚他去幫助他們擺脫困境。反正不管怎麼樣，儘量長話短說吧，我們一行三十位英國教師，就一起動身去了莫斯科。可憐的哈里是其中最快活的，他那件士兵的緊身上裝的每個口袋裏，都塞滿了各種文件和材料。我們到了莫斯科，他完全是一副熱誠期待的神態。他對我們很友好，而我們都寬容地將此歸因於以下事實：他其實很瞧不起我們，因爲我們都是些無足輕重之輩，但他決心不顯露任何鄙夷之色。再說，我們大多數人以前都是斯大林分子。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日子以來，當遇見那些託派分子時，不少前斯大林分子都會有點兒負疚感。不管怎麼樣，代表團去工廠、學校、文化宮和大學，繼續着一路簇擁鮮花的訪問，更不用說那些演說和宴會了。而哈里就在其中，穿着緊身上裝瘸着腿，一副堅毅的革命者的姿態，活脫脫是列寧精神的化身，只有那些愚蠢的俄國人沒看出這一點。他們當然也喜歡他的極端嚴肅，但他們不止一次詢問爲什麼哈里穿這麼怪異的衣服，甚至，據我回憶，他們還問到他是否私下有什麼傷心事。同時，我們昔日的友誼也恢復了，晚上我們就往往在房間裏聊天。我注意到他越來越困惑地盯着我看，而且開始激動不安起來，但我仍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哦，就在我們訪問的最後一個晚上，根據日程安排我們該去出席宴會，和一些教師團體共進晚餐，但哈里不想去。他說他身體不舒服。我赴宴回來後便去看望他，他在房間裏，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那條瘸腿就伸出在前面。他站起來迎接我，顯得興高采烈的，隨即他發現只有我一個人，我看得出來，這對他是個不小的打擊。於是他反覆盤問我，並弄清了他之所以獲邀參加代表團，僅僅是那天在街上相遇時我偶爾想起的主意。話一出口，我就想狠狠揍自己一頓了。我發誓，安娜，在我恍然大悟的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能編出什麼‘赫魯曉夫親自’邀請他之類的故事。他反覆地說：‘傑米，你必須對我說真話，是你邀我加入代表團，這只是你一個人的主意？’問了一遍又一遍。這真是令人討厭。噢，就在這時候，俄方的譯員走了進來，她是來看看我們當晚的事是否都已準備妥帖，並來道別的，因爲第二天一早她將不再爲我們送行。她是個約摸二十或二十二歲的姑娘，有一雙灰色眼睛，留着金黃的長辮，長得非常漂亮。我敢說代表團的每個人都愛着她。她幾乎要累垮了，因爲整整二個星期陪伴照顧三十位英國教師參觀博物館啊學校啊什麼的，可不是件輕鬆的事。然而哈里卻突然覺得機會來了。他拉過一把椅子，便說道：“奧爾加同志，請坐。”那口氣叫人沒法回絕。我知道他接着會幹些什麼了，因爲他正從身上口袋中掏出一份份文件資料，並一一放在桌子上。我想阻止他，可他只是朝着門點點頭。哈里朝門點頭，就是示意我出去。於是，我只好回到自己房間，坐下來抽起煙，慢慢等着。那時差不多已是凌晨一點鐘光景了。我們得在六點鐘起牀，以便七點鐘坐車去機場。六點鐘的時候奧爾加走了進來，她因睏乏不堪而臉色蒼白，並確確實實顯得十分困惑不解。是的，這個詞最貼切了：困惑不解。她對我說，“我來是想告訴你，我覺得你該關注一下你的朋友哈里，我覺得他不大對勁，他興奮過度了。”噢，我於是對奧爾加說了哈里加入國際縱隊去西班牙作戰的經歷，他的英雄事蹟，我還額外編造了兩三件這樣的事，奧爾加聽後說：“是的，一眼就看得出他是個很好的人。”她隨之幾乎要打出呵欠來了，於是趕緊告辭去休息，因爲第二天她又得接待來自蘇格蘭的一個熱愛和平牧師代表團。隨即哈里進來了。他像鬼一樣面容憔悴，精神沮喪，彷彿他生命的整個支柱都倒塌了。他對我說了一切情況，我則不斷催促他快些，因爲我們馬上得動身去機場，自從昨天晚上以來我們都還沒有更衣……”
哈里顯然將身邊的資料、剪報等都攤在桌子上，並從《火星報》2時代開始，講述起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奧爾加坐在他對面，竭力忍住呵欠，富有魅力地微笑着，保持着對於外賓應有的禮貌。她曾問他是不是歷史學家，但他回答：“不，同志，我像你一樣，只不過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對她講起了那些充滿密謀、智鬥和英雄行爲的歲月，沒有遺漏任何東西。大約在凌晨三點鐘的時候她說：“同志，能不能原諒我出去一下？”她出去了，哈里坐在那兒想，她是去叫警察了，他們很快會來逮捕他，並把他流放去西伯利亞。當傑米問他若就此永遠消失在西伯利亞，他會有何感受時，哈里回答說：“爲了眼下這樣的時刻，那也是值得的。”因爲那時候他肯定已經忘記了他是在對譯員奧爾加說話，一位漂亮的二十歲的金髮姑娘，她父親在戰爭中犧牲了，她獨自照料着寡母，並正打算第二年春天和《真理報》的一位記者結婚。那時候他覺得是在對着歷史侃侃而談。他心醉神迷而又軟弱無力地等待着警察來把他抓走。誰知奧爾加回來時，卻帶來兩杯從飯店裏訂來的熱茶。“那旅館裏的服務糟得沒法說，安娜，因此可以想像他坐在那兒等着被捕，已經等上好一會兒了。”奧爾加坐了下來，把他的茶推給他，並且說：“請繼續說吧，很抱歉打斷了你的話。”不久之後她便睡着了。哈里剛剛講到斯大林策劃了對住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暗殺。顯然，哈里坐在那裏，一句話剛說一半便停住了，他望着奧爾加，她油亮的辮子從那彎垂的肩膀上滑下來，她的頭也歪倒在一邊。他只好將所有的文件都收拾起來，並把它們放好了。然後他非常輕柔地喚醒了她，並因爲讓她感到厭倦而向她道歉。她爲自己的失禮而羞慚不已，不過她解釋說，儘管她喜歡譯員這項工作，接待一個又一個代表團確實很辛苦，“況且，我母親體弱多病，晚上我回到家還得幹家務。”她緊緊握着他的手說：“我向你保證，等我們共產黨的歷史學家將斯大林時期強加的種種歪曲作了必要修正，並重寫了黨史，我一定認真的讀讀黨史。”顯然，奧爾加因自己失禮而非常侷促不安，這倒使哈里很感過意不去。他們又互相寬慰了好幾分鐘。然後奧爾加告辭，並去見傑米，說了那番他的朋友興奮過度的話。
我問起傑米後來發生的情況。“我不知道。我們得趕緊更衣，收拾行裝，後來便坐飛機回來了。一路上哈里默不作聲，滿臉的不快，但別的倒沒有什麼。他特別向我道謝，因爲我讓他加入代表團：他說這確實是一次非常難得的經歷。上星期我去看過他。他最終和那位遺孀結了婚。她已懷孕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能說明點兒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