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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聘請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塞［1］San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1］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覈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露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我想起熱牛奶和蜂蜜。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檯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捨。”
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經常說的“耍她一下”。“我幹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臺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癒。1983年那個夏天，我20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色袍子，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插袋，相機在胸前晃盪。我們之間隔着一羣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鬍子變灰了，鬢邊的頭髮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爾更高?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裝——他只有這麼一套，穿着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繫着那年他五十歲生日時我送的紅色領帶。接着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爲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着——在某種意義上，那日子與其說是我的，毋寧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着的是我，讓我很高興。
那晚，他帶我到海沃德［1］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弗裏蒙特。［1］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稍稍爭論過，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也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閉嘴。
晚飯後，爸爸帶我去飯店對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線陰暗，牆壁上散發着我素來不喜歡的啤酒酸味。男人們頭戴棒球帽，身穿無袖上衣，玩着撞球，綠色的桌子上煙霧升騰，嫋嫋繞着熒光燈。爸爸穿着棕色西裝，我穿着打褶長褲和運動外套，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在吧檯找到位子，坐在一個老人身邊。老人頭上有個麥克羅啤酒的商標，發出藍光，將他那張滄桑的臉照得病懨懨的。爸爸點了根香菸，給我們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興了!”他自顧自地向每個人宣佈，“今晚我帶我的兒子來喝酒。來，請給我的朋友來一杯。”他的手拍在那個老人背上。老頭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沒有上排的牙齒。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還沒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經幹掉三杯了。他請那個老頭一杯蘇格蘭烈酒，還請那四個打撞球的傢伙一大罐百威。人們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後背。他們向他敬酒，有人給他點菸。爸爸鬆了鬆領帶，給那個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幣，指指電唱機。“告訴他，來幾首他最拿手的。”他對我說。老人點點頭，向爸爸敬禮。不久就響起鄉村音樂，就像這樣，爸爸開始宴會了。
酒到酣處，爸爸站起來，舉起酒杯，將它摔在遍地鋸屑的地板，高聲喊叫。“操他媽的俄國佬!”酒吧裏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家高聲附和，爸爸又給每個人買啤酒。
我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捨不得他走。喀布爾，白沙瓦，海沃德。爸爸還是爸爸，我想，微笑着。
我開着爸爸那輛土黃色的舊別克世紀轎車，駛回我們家。爸爸在路上睡着了，鼾聲如氣鑽。我在他身上聞到菸草的味道，還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車的時候，他醒過來，嘶啞的嗓音說:“繼續開，到街道那邊去。”
“幹嗎，爸爸?”
“只管開過去，”他讓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進外衣的口袋，掏給我一串鑰匙，“那邊。”他指着停在我們前面的一輛轎車。那是一輛舊款的福特，又長又寬，車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認不出是什麼顏色。“它得烤漆，我會讓加油站的夥計換上新的避震器，但它還能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