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勒德·胡賽尼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有時，我會開着我的福特，搖下車窗，一連開幾個鐘頭，從東灣到南灣，前往半島區［1］東灣（EastBay）、南灣（SouthBay）和半島區（Penisula）均爲舊金山城區。［1］，然後開回來。我會駛過弗裏蒙特附近那些縱橫交錯、棋盤似的街道，這裏的人們沒有和國王握過手，住在破舊的平房裏面，窗戶破損；這裏的舊車跟我的一樣，滴着油，停在柏油路上。我們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鉛灰色的鐵絲柵欄圍起來，亂糟糟的草坪上到處扔着玩具、汽車內胎、標籤剝落的啤酒瓶子。我駛過散發着樹皮味道的林陰公園，駛過巨大的購物廣場，它們大得足可以同時舉辦五場馬上比武競賽。我開着這輛都靈，越過羅斯·阿託斯的山丘，滑行過一片住宅區，那兒的房子有景觀窗，銀色的獅子守護在鍛鐵大門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噴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開，停車道上沒有福特都靈。這裏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爾的房子看起來像僕人住的。
有時候，在星期六我會早起，朝南開上17號高速公路，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聖克魯斯。我會在舊燈塔旁邊停車，等待太陽昇起，坐在我的轎車裏面，看着霧氣在海面翻滾。在阿富汗，我只在電影裏面見過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着，我總是尋思，我在書上看到，說海水聞起來有鹽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訴哈桑，有朝一日，我們會沿着海藻叢生的海灘散步，讓我們的腳陷進沙裏，看着海水從我們的腳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時，我差點哭起來。它那麼大，那麼藍，跟我孩提時在電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樣。
有時候，夜幕初降，我會把車停好，爬上橫跨高速公路的天橋。我的臉壓着護欄，極目遠望，數着那緩緩移動的閃閃發亮的汽車尾燈，寶馬，紳寶，保時捷，那些我在喀布爾從來沒見過的汽車，在那兒，人們開着俄國產的伏爾加，破舊的歐寶，或者伊朗出產的培康。
我們來到美國幾乎快兩年了，我仍爲這個國家遼闊的幅員驚歎不已。高速公路之外，還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還有城市，山脈之外還有峯巒，峯巒之外還有山脈，而所有這些之外，還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羣。
早在俄國佬的軍隊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鄉村被燒焚、學校被毀壞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種子那樣遍佈、兒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對我來說，喀布爾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脣的鬼魂縈繞之城。
美國就不同了。美國是河流，奔騰前進，往事無人提起。我可以進這條大川，讓自己的罪惡沉在最深處，讓流水把我帶往遠方，帶往沒有鬼魂、沒有往事、沒有罪惡的遠方。
就算不爲別的，單單爲了這個，我也會擁抱美國。
接下來那個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滿21歲——爸爸賣掉他的別克，花了550美元，買了一輛破舊的1971年出廠的大衆巴士，車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爾教高中的科學課程。那天下午，巴士轟鳴着駛進街道，“突突”前往我們的停車場，鄰居都把頭轉過來。爸爸熄了火，讓巴士安靜地滑進我們的停車位。我們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淚從臉頰掉下來，還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們確信沒有任何鄰居在觀望，這才走出來。那輛巴士是一堆廢鐵的屍體，黑色的垃圾袋填補破裂的車窗，光禿禿的輪胎，彈簧從座椅下面露出來。但那位老教師一再向爸爸保證，引擎和變速器都沒有問題，實際上，那個傢伙沒有說謊。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來。他穿衣的時候，我瀏覽本地報紙的分類廣告欄，圈出車庫賣場的廣告。我們設定線路——先到弗裏蒙特、尤寧城、紐瓦克和海沃德，接着是聖荷塞、米爾皮塔斯、桑尼維爾，如果時間許可，則再去坎貝爾。爸爸開着巴士，喝着保溫杯裏面的熱紅茶，我負責引路。我們停在車庫賣場，買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貨。我們蒐羅舊縫紉機，獨眼的芭比娃娃，木製的網球拍，缺弦的吉他，還有舊伊萊克斯吸塵器。下午過了一半，我們的大衆巴士後面就會塞滿這些舊貨。然後，星期天清早，我們開車到聖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場，租個檔位，加點微薄的利潤把這些垃圾賣出去：我們前一天花二毛五分買來的芝加哥唱片也許可以賣到每盤一元，或者五盤四元；一臺花十元買來的破舊辛格牌縫紉機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也許可以賣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個夏天，阿富汗人已經在聖荷塞跳蚤市場佔據了一整個區域。二手貨區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樂。在跳蚤市場的阿富汗人中間，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爲規範：你要跟通道對面的傢伙打招呼，請他喫一塊土豆餅或一點什錦飯，你要跟他交談。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勸；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聲恭喜；當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阿富汗人和俄國佬，你就悲傷地搖搖頭。但是你得避免說起星期六的事情，因爲對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車擋住、以致錯過一樁好買賣的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