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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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馬丁節和第二天的叛亂之後，米蘭似乎又奇蹟般地恢復了之前的富裕景象。麪包房裏擺滿了麪包，價格也與收成好時的年景一樣低，麪粉也相應降了價。那些在那兩天的叛亂中鬧得最兇，或者做了更壞的事的人，如今（除了少數被抓之人外）都相互祝賀着。請不要認爲，在因逮捕引發的最初恐懼消失之後，他們會開始有所收斂。在廣場、街角以及客棧裏，人們都歡呼、鼓掌，大肆炫耀自個兒找到了降低麪包價格的好方法。然而，在這欣喜的、自負的氛圍中，仍透露出一種莫名的不安（怎麼可能不會那樣呢？）、一種不祥的預感，總覺得這樣好的景象不會延續太久。人們紛紛湧入麪包房和麪粉店，就像當初安東尼奧·費雷爾初次頒佈麪包官價時形成的短暫的富足假象一樣，儘可能地搶購，大肆消費。那些事先存了點私房錢的人，將錢全拿了出來，去買麪包和麪粉，然後再將其裝在箱子、小桶、倉庫裏儲存起來。他們如此互相追逐着去享受這種優惠的價格，不僅使這種難以維持的僵局無法持久下去，而且連短暫的持續都越來越困難。於是，在11月5日，安東尼奧·費雷爾便根據上級的指示，頒佈了一道告示，規定凡是家中已購買了麪包和麪粉的人，一律不得再購買；凡是家中購買的麪包量超過了家人兩天的所需量的人，“將按照總督大人的意願，處以罰款和刑罰”，同時命令每一位在職人員及所有公民，告發蓄意違反告示的人；命令地方法官嚴厲搜查被告發的家庭。其還對面包商頒發了新的命令，要求他們確保麪包的供應，“違者，將按照總督大人的意願，處以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勞役”。要是有誰以爲告示會一一得以執行的話，那他一定得有很好的想象力。當然，要是所有這些命令當時全被貫徹執行了的話，那被米蘭公國打發到海上的人就會像大不列顛目前的人口一樣多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既然上級命令麪包商得做那麼多的麪包，同時也需下達一些命令，規定做麪包的材料必須足夠。於是，他們決定，正如在荒年時，人們總是設法將其他東西摻入有其他用途的穀物中一樣，將米粉摻入麪包，做成一種混合麪包。11月23日，上級又頒佈了一道告示，要求每人將自己擁有的一半未碾好的大米（在米蘭，未碾過的米稱爲稻穀，這一說法一直沿用至今）上交給糧食督辦和十二位糧食委員會成員。要是誰在沒有得到上述當局允許的情況下，膽敢私自儲存糧食，則會受到處罰，將會被沒收全部穀物，並處以每一百五十千克三枚銀幣的罰款。誰都看得出來，這種做法很公正合理。

不過，這些大米也是需要用錢去買的，而且大米的價格比麪粉的價格高了很多。彌補這一巨大差額的重擔自然落到了市政府的頭上。但是，十夫長委員會本已接受了這一重任，可就在11月23日當天，他們竟向總督彙報說，市政府確實無法承擔起此重擔。於是，總督便在12月7日這天，規定了上述大米的價格，每一百五十千克十二里拉。凡要價太高或拒絕出售的人，都將被沒收糧食，並處以同等價值的罰款，“還會根據情節的輕重和違反者的情況，按照總督大人的意願，處以更高的罰金或更高的刑罰，甚至服苦役”。

碾好的大米的價格是在騷亂以前制定的，至於小麥和其他普通穀物的價格，或者套用現代編年史上最有名的術語“最高限價”，可能在其他的法令中已作出了規定，對此我們便不得而知了。

在米蘭，麪包和麪粉因此降到了一個公道的價格，但隨之而來的後果便是附近鄉村的百姓蜂擁而來，搶購糧食。貢扎羅，正如他自己所言，爲防止事態惡化，迫不得已，於12月15日又頒佈了另一道告示，禁止將價值超過二十便士的麪包帶出城外，違令者沒收其麪包，同時罰款二十五枚銀幣；或者，在無力支付罰款的情況下，照慣例，按照總督大人閣下的意旨，判以當衆鞭笞兩下，甚至更加嚴重的刑罰。同月22日（很難說得清爲什麼會這麼晚），又頒佈了一項關於禁止攜帶麪粉和穀物出城的類似的告示。

羣衆想通過搶劫和縱火獲得富足，而政府卻想借苦役和鞭子來達到維持它的目的。這些手段本身倒是很方便，不過，它們距離目標有多遠，讀者自然清楚；至於說它們實際上起到了何種作用，讀者也會很快知道。指出下面這個事實並非完全沒有好處，況且它又是如此的顯而易見。這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間存在着必然的因果關係，每一項措施都是前一項措施不可避免的後果，而所有的措施都可追究到最初那項對面包限價的措施，當初對面包制定的價格與按供需關係而形成的實際價格懸殊太大。在民衆看來，限定麪包價格的做法，過去和現在都始終是一種公正的，同時又簡單易行的辦法。因此，每遇饑荒之年，糧食匱乏，民衆便自然而然地期盼這樣的措施、祈求這樣的措施，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話，他們甚至採取行動來強制政府執行這樣的措施。隨後，這樣做造成的後果日益顯現出來，那些對此負有責任的人，按情理自有必要對其後果進行逐一糾正，便又頒佈法令，禁止人們去做前一個法令驅使他們去做的事情。此處，請允許我順便提及一件十分巧合的趣事。在某個國家，在一個離我們很近的時期，發生了現代歷史上最爲轟動、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相似的局勢下，採取了相似的措施（幾乎可以說，這些措施實質相同，採取的先後順序也幾乎一模一樣，唯一的區別在於實施的範圍不同）。儘管在歐洲，人們的認知力在提高，知識也有了發展，但那樣的措施依然被沿用。發生這樣的事情，主要是因爲廣大民衆的認知力尚沒有得到提高，因此他們得以在較長時間內讓自己的意願佔上風，用他們的話說，得以對那些制定法律的人施加壓力。

不過，現在還是回到我們之前所講的話題上吧。回顧米蘭這一場叛亂，歸根結底產生了兩個主要後果：一是在叛亂期間，毀壞和浪費了很多糧食；二是在麪包限價期間，人們大量地、毫無節制地、隨意地消耗了原本可以持續到來年豐收的爲數不多的糧食。除了這些重大的後果，還有就是對四個叛亂頭目的懲處，其中兩人在柺杖麪包房前被處以絞刑，另外兩人則在糧食督辦家街道的兩個盡頭被處以絞刑。

至於其他，由於當時的歷史對這一時期的記載比較隨意，所以我們根本找不到絲毫關於那時的強行制訂的官價表如何並且是何時結束的資料。由於缺少正面材料，我們只好做出假設，傾向於認定，該價目表是在12月24日之前或者之後不久取消的，因爲12月24日正是將那四個反叛頭目處以絞刑的日子。至於通告，我們在援引了12月22日的那條通告後，便再也沒有看見過有關糧食的告示了。它們要麼是被人撕毀了，要麼是我們沒發現，或者是政府最終發現這些補救措施根本無濟於事，如果不是得到了教訓，就是對此喪失了信心，最後便爲形式所迫，不得不廢除它們。事實上，我們發現，在不止一位歷史學家（這些歷史學家都傾向於描述重大的事件，卻不怎麼記錄其根源和過程）的記載中，我們看到了該國家的風貌，最主要的是該城市從去年的冬天到來年的春天的景象。造成災難的根源就是糧食的供應和需求的矛盾關係不僅未被消除，反而由於採取了那些飲鴆止渴的措施而加劇了。而公共的、私人的運輸工具的不足，周邊地區糧食的匱乏，饑荒的盛行，貿易的單調與限制，以及法律本身試圖規定和維護糧食的低價，全都阻礙了糧食的進口。以下就是那個淒涼景象的真實寫照。

每走一步，都會看見商店關閉着，工廠大部分都已荒廢，大街上呈現出一副難以描述的悲慘景象，到處是痛苦、悲傷。長時期的職業乞丐如今已減少了很多，他們混雜和淹沒在一大羣新的乞丐中，有時竟同那些昔日曾經給自己施捨過東西的人爭搶施捨物。學徒和夥計被商店老闆解僱，減少了或者幾乎完全喪失了每日的收入，只得依靠自己昔日存下的資金或者老本艱難度日。對商店老闆而言，昔日事業的停止就代表着倒閉和破產。而各行各業的工人，不管他們曾在普通工廠或精密工廠、需品工廠或奢侈品工廠做過工，都流浪在大街小巷。他們要麼走家串戶，要麼斜靠在街角，要麼蜷縮在住宅或者教堂前的人行道上，可憐兮兮地請求着施捨。有時他們也會在窮困和未被剋制的羞愧間徘徊，面色憔悴，虛弱無比，由於長時間未進食，加之寒冷透過他們單薄而又破爛的衣服，他們直哆嗦。不過，他們中很多人身上還殘留着昔日富裕生活的痕跡，而他們此刻的閒散和失望也並沒有完全掩蓋他們之前勤勞、勇敢的習性。在這一羣悲慘的人中，還混雜着不少富裕人家之前的僕人，他們都是被那些從中等階級跌入貧困階層的主人所解僱的，或者，在那樣饑荒的年份，這些富貴的貴族人士再也不能承擔起昔日那麼多的隨從。可以說，在這些不同的人中，還有很多另外的不幸之人，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孩子、婦女、年邁的父母，習慣於依靠他們過去的收入爲生，如今也同他們一起，或三五成羣，或散落在各處，四處乞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