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第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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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可悲的人羣中,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亡,同時又有很多人來填補空缺:難民源源不斷地湧向這裏,先是來自附近村子,稍後是來自周圍各個鄉村,最後是來自這個國家的其他城市。同時,每天也有很多老居民離開米蘭這個城市——他們當中,一些人不願意看到如此的災難而選擇離開,另一些人是住所被新來的難民所搶佔,最後絕望地離開,想去別的地方尋求救助——任何地方都可以,至少去的那地方乞討的人不是那麼多,競爭也不會那麼激烈。這些難民沿着不同的路線行走,在半路上卻迎面相遇,這是一幅多麼可怕的景象啊,這對於他們來說是個不祥的預兆。然而,他們還是各自繼續往前走,就算不再懷着改變自己悲慘遭遇的希望,至少不會再回到那個已經讓他們感到憎惡和絕望的地方。有的人飢餓無比,耗盡了最後一點力氣,最後栽倒在地上,靜靜地死在那裏,這對他們同行的夥伴來說是何等悲涼的場景,而對於別的路人來說,卻使他們感到恐怖,有人甚至還對此抱怨不休。裏帕蒙蒂寫道:“我看到城牆周圍的大路上有一具女屍……她嘴裏還含着啃了一半的青草,雙脣似乎還在用盡全力地……她揹着一個包袱,手裏抱着一個嬰兒,雙手護着他,嬰兒痛苦地哭喊着鬧着要喫奶……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來到她的面前,抱起小孩,給他餵了點食物,就這樣完成了母親的職責。”
盛裝華服與衣衫襤褸、奢侈富足與貧困潦倒的對照,是平常日子裏司空見慣的景象,而那個時候卻蕩然無存了。衣衫襤褸和貧困潦倒幾乎充斥世界。表面的節儉成爲鮮明的特色。可以看到貴族們衣着樸實無華,有時甚至穿着寒酸、破舊的衣服在街頭行走。對於一些人來說,引發貧困的共同原因,也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或者迫使他們原先已經動搖了的家業破產;而另外一些人,害怕豪華會激發大衆的絕望,或者因爲自己褻瀆了大衆的絕望情緒而感到羞愧。那些權豪勢要,既受人尊敬,又讓人憎恨,平時出門總是由一羣強人前呼後擁,趾高氣揚,如今幾乎總是獨自悄悄地外出,低垂着腦袋,臉上流露出和解的,或者請求和解的表情。
也有另外一些富裕的人,他們曾經是那麼的仁慈,舉止是那麼的優雅,在看到如今這連綿不斷的災難後,也顯得迷惑、驚慌失措,好像是被時時刻刻見到的貧困所征服,這貧窮不僅粉碎了救濟的可能性,而且也幾乎粉碎了同情的力量。那些還能夠提供一些幫助的人,也不得不在不同程度的飢餓之間和不同程度的需求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他剛對其中一位可憐的乞丐伸出援助之手,其他的乞丐也紛紛伸出手向他乞討。那些多少還有點力氣的人,趕緊蜂擁前來祈求更多的施捨;那些虛弱的老人和孩子只能遠遠地伸出自己瘦弱的手;而那些在人羣后的母親,有時也高高地舉起用破布包裹着的哭泣的嬰兒,以便讓施捨之人看見。
人們就這樣度過了冬天和春天。一段時間以來,衛生委員會向糧食委員會稟報說,由於城市的各個角落聚集着大量的乞丐,該城市很可能染上瘟疫,並且建議應該將所有的行乞之人聚集在不同的收容所。正在當局考慮此項建議,審批這項建議,制訂實施方案的方法、途徑和地點時,街上的屍體急劇增加,每天都會死很多人,隨後還發生了其他的災難。糧食委員會提出了一個更適用、更迅速的解決方案,即將所有的乞丐,不管是健康之人還是患病之人,聚集在同一個地方——傳染病院,由傳染病院治療和收留,所花的費用全由政府承擔。這一方案被採納了,儘管衛生委員會對此持反對意見,說那麼多人聚集在一起,定會增加他們正想避免的危險。
米蘭的傳染病院(或許有的讀者讀到該故事時,既沒有見過,也沒有聽過有關它的描述)是一個由柵欄圍起來的四方形的院子,地處城外,位於東門的左側。它與城牆之間有護城河、環形大道和一條環繞醫院的水渠。醫院的縱向兩側約有五百步之長,另外兩側較短,也許只有十五步路。這座一層樓的建築,從外面被分割成很多小房間。在裏面,沿着平房三側的牆,是一條曲折的拱形走廊,飾以一排排小巧的石柱。
該病院曾經共有兩百八十八間房,有的房間要比其他房間大。不過,如今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座建築的中央,有一個很大的入口。在正面的一側,面對大陸,有一個較小的入口。爲了開設這兩個入口,都不知摧毀了多少小房間。在我們所敘述的故事發生的年代,該病院只有兩扇門,一扇在側牆的中間,面對城牆,另一扇在與它相對的另一側。在裏面的場地中央,有個八角形的小教堂,該教堂至今仍然存在。
整個病院於1489年開始興建,它最初由私人捐資,後來又獲得政府的撥款和許多熱心公益事業人士的資助。它最初的用途,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是在需要的時候用來收容染上瘟疫的病人。在那一段時間之前和之後的許多年裏,瘟疫時常流行,有時一年內就會發生兩次、四次、六次,甚至八次,有時發生在歐洲的一個國家,有時肆虐於歐洲的許多國家,有時甚至勢不可當地席捲整個大陸。在我們所講述的這一故事的年代裏,這裏是檢疫貨物的場所。
目前,爲了儘快將該院騰出來,也顧不上嚴格遵守衛生法規,只能匆忙地將所有的潔淨物品搬出來。每間房屋裏都鋪滿了稻草,儘可能地安放好買來的一定種類和數量的食品。然後廣泛張貼告示,邀請所有的乞丐前來住院。
許多乞丐十分樂意接受該項幫助,因生病而躺在大街小巷或者是廣場的所有乞丐全被人抬到了此處。才幾天的時間,人數便超過了三千。不過,還有更多的人留在了外面。或許,他們每個人都期待其他人去那兒,這樣,留下的少數人可分享城裏的施捨;或許,他們生來便對禁閉有一種厭惡之感;或許,是窮人對權貴之人的所有建議都感到不信任(這種不信任總是同那些感受到它的人和誘發它的人的無知、同貧窮之人的數量、同法律的非正義性始終是相稱的);或許,他們確實明白,他們提供的善助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或許,所有這些原因均有;或許,還有別的什麼原因。不過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大多數人依舊在城市各處閒蕩乞討。面對這一狀況,政府覺得只能將邀請改爲強制。於是大批警察被派出去將行乞之人趕到傳染病院,有時甚至將那些反抗的乞丐捆綁起來送入病院。每送一人,他們可得到十里拉的賞金。所以有句話說得沒錯,即使在財政緊缺的年代,政府的公費也總會花在不當之處。不過,就像人們所猜想的,儘管糧食供應委員會的意圖如此明顯,可還是有一大批乞丐逃到了城外,或者其他別的什麼地方,以求至少能在那兒自由、隨意地死去。然而該強制手段是如此具有成效,以致在短短的時間裏,在傳染病院避難的乞丐人數——不管他們是自願還是被抓到這兒的——達到了一萬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