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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書和我父親詩文上有同好，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鍾書常和我父親說些精緻典雅的淘氣話，相與笑樂。一次我父親問我：「鍾書常那麼高興嗎？」「高興」也正是錢家所謂「癡氣」的表現。
我認爲《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鍾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鍾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癡氣」旺盛的鍾書。我們倆日常相處，他常愛說些癡話，說些傻話，然後再加上創造，加上聯想，加上誇張，我常能從中體味到《圍城》的筆法。我覺得《圍城》裏的人物和情節，都憑他那股子癡氣，呵成了真人實事。可是他畢竟不是個不知世事的癡人，也畢竟不是對社會現象漠不關心，所以小說裏各個細節雖然令人捧腹大笑，全書的氣氛，正如小說結尾所說：「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傷感，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令人迴腸蕩氣。
鍾書寫完了《圍城》，「癡氣」依然旺盛，但是沒有體現爲第二部小說。一九五七年春，「大鳴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詩選注》剛脫稿，因父病到湖北省親，路上寫了《赴鄂道中》五首絕句，現在引錄三首：「晨書瞑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碧海掣鯨閒此手，祗教疏鑿別清渾。」「弈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應褪淨，夜來無夢過邯鄲。」「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蹍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後兩首寄寓他對當時情形的感受，前一首專指《宋詩選注》而說，點化杜甫和元好問的名句（「或看悲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據我瞭解，他自信還有寫作之才，卻只能從事研究或評論工作，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唸了。《圍城》重印後，我問他想不想再寫小說。他說：「興致也許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隻會有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就只有後悔了。遺恨裏還有哄騙自己的餘地，後悔是你所學的西班牙語裏所謂『面對真理的時刻』，使不得一點兒自我哄騙、開脫、或寬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寧恨毋悔。」這幾句話也許可作《圍城》《重印前記》的箋註吧。
我自己覺得年紀老了；有些事，除了我們倆，沒有別人知道。我要乘我們夫婦都健在，一一記下。如有錯誤，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圍城》裏寫的全是捏造，我所記的卻全是事實。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