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啓示錄的慰藉 一面小紅旗和斧頭的微笑 (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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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鄰居聞到煤氣味……警察破門而入……我在醫院恢復了神志，第一個念頭就是，我在哪裏？我又回到勞改營了嗎？好像我沒有另一次生命，什麼都不再有了。我先是聽到了聲音，然後是劇痛，全身疼痛。我動了一下，喘氣都困難，動一下手臂，睜開眼睛我的身體就是整個世界，然後世界破碎了，飄散在頭頂上：我看到一個穿白色大褂的護士，白色的天花板，很長時間我才恢復意識。我身邊是個生命垂危的女孩，好幾天了，全身插滿管子躺在那裏，嘴上是個氧氣面罩，她甚至都不能喊叫，看上去已經沒有救了。我看着那些管子，想象着細節：如果是我躺在那裏，奄奄一息，但我又不知道自己即將死亡，我將不存在。我已經徘徊在那個世界了……（停止）您不會已經聽膩了吧？沒有？聽膩了就告訴我，我就不說了。
媽媽……當我到了六年級，媽媽找我來了。她在集中營度過了十二年，有三年我們在一起，九年被分開。現在他們要把我們送到一個永久流放點，但允許兩個人待在一起。那是一個早晨，我正在院子裏，有人叫我的名字：“安妮卡！我的安妮卡！”從來沒有人這樣叫我，沒有任何人叫過我的名字。我看到一個黑髮女人，就尖叫起來：“媽媽！”她抱住我，用同樣可怕的聲音大喊一聲：“孩子爸爸！”因爲我年輕時長得非常像父親。幸福的時刻！百感交集的快樂感受！那些日子，我開心得都不認識自己了，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幸福。真是百味雜陳……但很快……很快我就發現，我和媽媽彼此不理解，我們成了陌生人。我想加入共青團，要與那些想要摧毀我們美好生活的看不見的敵人鬥爭。我母親看着我，哭了，但是什麼都沒說……她一直在害怕什麼。在卡拉幹達，我們得到了身份文件，被流放到一個叫別洛沃的城市，比鄂木斯克還遠，在西伯利亞的最深處……我們走了一個月，我們在車上顛簸，一路上不斷等待被轉交，在沿途的內務部門登記，按照預先被安排好的路線繼續走下去。不能住在邊境地帶，不能靠近國防設施和大城市，有一份長長的清單規定我們不能在哪兒居住。至今我也不敢在晚上觀看萬家燈火。夜裏我們從火車站被趕出來，只能在街道上流浪。暴風雪，嚴寒。居民區燈火點點，那裏的人們在溫暖中生活，燒着熱茶。我們不得不敲門求助，這是最糟糕的事情，沒有人願意收留我們過夜……“我們身上有犯人的氣味……”我的母親說。（她哭了，她都沒有注意到自己哭了）我們在別洛沃一開始住的“公寓”，只是一個地窖。後來有五個人住在這個地窖裏，但是它已經是我們的家了。我患有肺結核，虛弱得站不起來，不敢咳嗽。9月份……所有的孩子都去上學了，我不能走路，被送進了醫院。我記得，醫院每天都有人死去。索尼婭死了，萬尼亞死了，斯拉維克死了……我不怕死，但我不想死。我刺繡很漂亮，還有彩繪，人人都稱讚我說：“真是個聰明的小姑娘。你應該去上學。”我就想，那我爲什麼要死去？由於某種奇蹟，我活了下來……有一天我睜開眼睛，桌上放着一束紅櫻桃。誰送來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意識到，我必須活着……我會活下去！我回到家裏——回到那個地窖裏。這段時間，媽媽中風了幾次。我很瞭解她，我看到的已經是一個老年婦女。就在那天，她被送到了醫院。而我在家裏找不到喫的，甚至連食物的氣味都沒有。我不好意思和別人說這些事兒……他們發現我的時候，我已經倒在地板上，幾乎沒氣了。有人帶來了一小杯溫熱的羊奶……一切的一切……我記得自己的一切，死了，又活了，又死了……（再次轉向窗外）等我的身體好些了，紅十字會買票把我送上火車，把我送回到故鄉斯摩棱斯克，進了一所孤兒院。我就是這樣回到家鄉的……（哭泣）我不知道爲什麼，爲什麼我又哭？我知道一切，我知道我生命中的一切……在那裏我長到十六歲，有了很多朋友，男孩子們開始追我……（她笑了）追求我的都是很漂亮的男人，都是成年人。但我一直有這樣一個特點：如果我喜歡一個人，我會很害怕。我害怕受到關注，害怕別人注意到我。這樣追我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爲我約會時總是帶着女友。如果他們邀請我去看電影，我不會單獨赴約。我第一次去見未來的丈夫時，就帶着兩個女友。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記得這件事。
斯大林去世那天，孤兒院所有的孩子都排起隊，打起紅旗。送葬隊伍很長很長，我們都立正站好，一直站了六到八個小時。有人暈倒了……我哭着想：我已經知道沒有媽媽的生活是什麼樣，但沒有斯大林該怎樣生活？如何生活？……不知爲什麼，我擔心戰爭會爆發。（哭）
再說我媽媽……又過了四年，我已經進入建築學院讀書，媽媽從流放地返回了。她只帶了一個小木箱，箱子裏是一個鋅制的養鴨女工雕像——我現在還一直保存着，不會扔掉，還有兩個鋁勺和一堆破襪子。“你是個糟糕的女主人，”媽媽罵我，“連縫縫補補都不會。”我當然會補襪子，但是我知道，媽媽帶來的這些襪子上的破洞，是永遠都補不好的。誰都補不好！我有獎學金，十八盧布，媽媽的退休金是十四盧布。這對我們來說就是天堂了：有面包喫，想喫多少都行，還有足夠的茶喝。我有一件運動服，還有全棉的裙子，是我自己縫製的。在學院裏，冬天和秋天我都穿着運動服，我覺得，我們已經有了一切。如果我走進一個正常的房子，一個正常的家庭，看到人家坐在那裏悠遊自在，我會想，爲什麼需要這麼多東西？這麼多湯匙、叉子和杯子……我總是被最簡單的事情難住，很簡單的東西……例如，爲什麼要有兩雙鞋？我對於那些東西都無動於衷，對日常生活沒有要求。兒媳昨天打電話來說：“我在找一個棕色的燃氣竈。”廚房裝修之後，她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換成棕色的，傢俱、窗簾、餐具，一切都按外國雜誌上的擺設。還要在電話機上掛個鐘錶。她按照廣告和報紙裝修公寓，一切都是在《買賣》雜誌上看到的。“我想要這個！我想要那個……”以前所有人的事情都很簡單，那時的生活很簡樸。而現在呢？人人的胃口都填不滿……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揮動着手）我很少去看我的兒子，他們家裏一切都是新的、昂貴的，就像辦公室。（沉默）我們之間變得陌生了，成了素不相識的親人……（沉默）
我想記住媽媽年輕時的樣子，但我想不起來，我只記得生病的她。不止一次，我們互相擁抱，但是沒有親吻過，我們之間沒有說過充滿愛的詞語，至少我不記得。我們的母親們曾經兩次失去我們：第一次是我們很小的時候，從她們身邊被抓走。第二次是她們老了回到我們身邊時，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孩子成了陌生人……別人改變了她們的孩子。另一個母親養育了孩子：“祖國，就是你們的母親，你們的媽媽……”“孩子，你的爸爸在哪兒啊？”“還在監獄裏。”“你的媽媽呢？”“也在監獄裏。”我們只知道自己的父母在監獄裏，很遠很遠……我們從未和他們在一起。有一段時間，我都想離開我的媽媽，逃回孤兒院。怎麼回事啊！到底怎麼了……她從不讀報紙，從不參加遊行，也從不聽收音機。她不喜歡唱歌，而我唱起歌來，心臟都會跳出胸口……（輕聲唱）“敵人永遠無法使你/低下你的頭顱/我親愛的首都/我的黃金莫斯科……”我被街上的活動吸引，我參加閱兵日遊行，我喜愛體育節。至今我還記得那種奔放的情緒！和大家一起前進，你已經成爲偉大事業的一部分，感覺是如此幸福。但是和母親在一起卻沒有。我一直就沒有修補過來。直到媽媽死去之後，我才擁抱和撫摸她冰冷的身軀。她已經躺在棺材裏，我心中才喚醒深深的柔情！深深的愛！她穿着舊靴子躺在那裏，她連一雙高跟鞋或者涼鞋都沒有，而我的鞋子套不上她浮腫的腳。我只是在這個時候才說了很多安慰她的話，承認我多麼愛她，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再聽到了。我一遍一遍地親吻她，說我多麼愛她……（哭）我感覺到她還在這裏，我相信她還在……
她走進廚房，很快就招呼我：“午餐上桌了。我總是獨自一人，雖然很想和誰一起喫頓飯。”
完全沒有必要回去。因爲……是的……可我還是跑回去了！我太想了！五十年了……五十歲那年，我又回到了那個地方……我日思夜夢的地方。
那是個冬天。我經常夢見那裏的冬天……外面是那麼冷，連狗和鳥都看不到。玻璃蒙上一層霧氣，白煙從煙囪裏冒出，在空中形成一個煙柱。在夏末時節，草已經停止生長，佈滿了沉重的灰塵。而我……我就是想去那裏。已經是改革時代了。戈爾巴喬夫……集會……所有人都上了街。人人興高采烈，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喊什麼就喊什麼，想在哪裏喊就在哪裏喊！自——由！自——由！不管前面有什麼，反正過去的已經過去。對另外一些東西的期待，讓我們急不可待……再次出現了恐慌。很長一段時間，我早晨都不敢打開收音機：會不會一切突然間又結束了，一切都取消了？我一直心存疑慮。晚上，人們湧向體育場，就像在智利……對於“智囊團”來說，一個體育場足夠了，其餘的人都自我沉默。他們自己不來，也不被帶來……報紙開始發表勞改營的回憶。他們的照片。瞧瞧那些眼睛！勞改營里人們的目光！它們看起來就像來自另一個世界……（沉默）我做出了決定：我要去，我要回去！爲什麼要去？我也不知道，但我必須去……我安排了假期，過了一個星期，又過了一個星期……但是我怎麼也下不了決心，我找了各種各樣的理由：要去看牙醫，陽臺門還沒有刷，反正是各種瞎找的理由。一天早上，我正在粉刷陽臺門，又對自己說：“我明天要去卡拉幹達。”我還記得，腦海裏的聲音是那麼響，我對自己說，於是我知道我一定會去。出發，就是一切！卡拉幹達是什麼？是個綿延數百公里的光禿禿的草原，夏天酷熱。斯大林時期，在這個大草原上建了幾十個勞改營：斯捷普拉格、卡爾拉格、阿爾日勒、別斯欽拉格，數以十萬計的犯人被流放到這裏……他們是蘇聯的奴隸。斯大林死後，拆除了勞改營，去掉了鐵絲網，出現了一座城市卡拉幹達……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去！
道路漫長……我在火車上遇到一個女人，是一位來自烏克蘭的教師。她一直在尋找父親的墳墓，已經是第二次去卡拉幹達了。“不要害怕，”她對我說，“那裏的人們已經習慣於看到來自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人們和石頭說話。”她隨身帶着一封父親的信，是父親從勞改營發出的唯一一封信：“……不管怎樣，一切都比不上紅旗好……”那封信就是以這段話結束的。（沉思）這個女人……給我講述了她的父親是怎樣在一張紙上簽字，承認自己是波蘭間諜的——審訊員踢翻凳子，把釘子釘在她爸爸腿上，插進他的肌肉裏不斷旋轉，就這樣逼迫他說出：“好吧，那我就是間諜。”調查員又問：“是哪國的間諜？”父親也反問道：“通常都是哪國間諜？”他們就讓他選擇，德國或波蘭。“那就波蘭吧。”因爲他知道波蘭語兩個單詞：“dziękuję bardzo”[5]和“wszystko jedno”[6]。只是兩個單詞……而我呢，我對自己的父親一無所知……有一次我媽說漏了，好像爸爸因爲酷刑而在獄中瘋了，不停地唱歌……與我們同一車廂還有個年輕小夥子，我們兩個女人談了整整一夜，到了早上，小夥子看着我們說：“太恐怖了！太令人震驚了！”他才十八或二十歲。主啊！我們遭受了這麼多的苦難，卻沒人去講述，只能是我們互相傾訴……
到了卡拉幹達……有人開始開玩笑：“下——車——啦！帶着你們的細軟下車吧！”有人在笑，有人在哭。在火車站，我聽到的第一句話就是：“賤人、婊子、垃圾……”都是我熟悉的囚犯語言。我立刻想起了這些話……立刻！我渾身打起寒戰，怎麼都不能止住內心的顫抖。我當年在那裏的時候，就經常這樣全身戰慄。當然，我對這個城市本身並不熟悉，但向遠處望去，看到了最後一排的房子，就看到了熟悉的場景。這些我都太熟悉了……那些茅草房和白灰牆……老鷹在很高的天空中飛翔，居民區的名字也很熟悉：沃爾內伊、小聖城……都是以前的勞改點。我想，就算不記得了，也會勾起回憶。在公交車上，我旁邊坐着一位老人，他發現我不是本地人，就問：“您要找誰？”我就開始說：“這裏曾經有一個勞改營……”“你是說那片營地嗎？兩年前，最後的一片也被拆掉了。人們用那些磚瓦建成了雞舍和澡堂。土地被分掉蓋別墅了，還用鐵絲網圍起了花園。我兒子在那裏就有一塊地……您知道的，在這裏很不愉快……每逢春天，下雪或下雨時，都可能在土豆園子裏挖出人的骨頭。但也沒有人感到厭惡，因爲都習慣了。這片土地到處都有骨頭，就像石頭一樣。人們就把它扔在地下，用靴子踩碎，踩碎就行。已經習以爲常了。只要抓一把黑土，翻弄一下就有……”我聽得呼吸急促，簡直要暈過去了。老人轉向窗口指給我看：“就在那邊，商店背後，正在填平墓地，準備修建澡堂。”我坐在那兒，已經快要窒息了。我還要等待什麼？難道指望會豎起金字塔和烈士陵園嗎？！老人還在介紹：“這是第一排，是現在街道的名字……還有第二排……”我看着窗外，卻什麼都沒有看到，淚水遮住了眼睛。在車站上，哈薩克人在賣黃瓜、西紅柿和葡萄乾，還有一桶桶的果醬……“剛剛從園子裏摘來的，自己家的園子。”主啊！我的上帝，我必須說……我已經快喘不上氣來了，我身體內部出了什麼問題。幾天之內，我就全身皮膚乾燥，指甲開始斷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