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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越在對中歐文化精神差異有了深刻理解之後，他的思考進一步深入到民族特性形成的根源之上。他開始探究中華民族與歐洲民族在形成過程中，地理環境與苦難經歷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中華民族的起源與黃河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黃河，這條被稱爲中華民族母親河的大河，在孕育華夏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無盡的苦難。黃河頻繁的泛濫，猶如一把高懸於華夏大地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洪水肆虐之處，村莊被淹沒，農田被毀壞，百姓流離失所。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下，一個權力集中的政府逐漸被醞釀出來。
在古代，爲了治理黃河，需要大規模的人力、物力調配。各個部落、地區必須團結起來，聽從統一的指揮，纔有可能抵禦洪水的侵襲。這種大規模的協作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權力核心，能夠協調各方利益，組織人力進行水利工程建設。從大禹治水時的部落聯盟開始，這種集中權力的雛形便已出現。隨着時間的推移，面對黃河以及其他自然災害的持續威脅，一個高度集權的政府模式逐漸形成並不斷髮展完善。
這種權力集中的政府模式使得中華民族能夠高效地應對各種危機。在面對外敵入侵時，它可以迅速集結全國的力量進行抵抗；在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時，如修築長城、開鑿運河等，能夠有效地調配資源。而且，在這種長期與苦難作鬥爭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堅韌不拔、團結協作的民族特性。人們深知個體的力量在大自然的災難面前是渺小的，只有整個民族齊心協力，才能生存下去。這種團結協作的精神不僅僅體現在應對自然災害上，也貫穿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家族之間相互扶持，鄰里之間互幫互助，整個民族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凝聚力。
反觀歐洲，其地理環境與中國有着很大的不同。歐洲靠近海岸，海岸線漫長而曲折。海洋爲歐洲帶來了豐富的漁業資源、便利的海上貿易通道，以及相對廣闊的發展空間。歐洲的地形較爲破碎，山脈、河流將大陸分割成許多小塊，形成了衆多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
這種地理環境使得歐洲沒有像中國黃河流域那樣面臨大規模、持續性的自然災害威脅。歐洲的民族在發展過程中，沒有因共同抵禦巨大的自然災害而形成高度集權的政府模式。各個地區、部落相對獨立地發展，形成了分散的政治格局。他們更多地依賴於海洋貿易和局部地區的資源開發來維持生計。
由於沒有經歷像中華民族那樣因應對黃河氾濫等巨大苦難而產生的強烈民族凝聚過程，歐洲的民族特性更傾向於個體的獨立和局部的競爭。在歐洲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城邦國家、封建領主之間經常爲了爭奪貿易利益、土地資源而競爭甚至發生戰爭。這種競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技、文化的發展，但也導致了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
羅越深入研究歐洲歷史後發現，歐洲的航海時代就是這種地理環境和民族特性的體現。歐洲各國紛紛探索新航路，進行海外擴張。航海者們在追求財富和冒險的過程中，更多地依靠個人的勇氣、智慧和探索精神，以及各自國家或城邦給予的有限支持。這與中華民族在應對黃河氾濫時所體現出的集體主義精神形成了鮮明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