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藉助巨人的肩膀——翻譯小說閱讀記憶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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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閱讀的第一部翻譯長篇小說，是《靜靜的頓河》。儘管時過四十多年，我仍然確信這個記憶不會有差錯，人對自己生命歷程中那些第一次的經歷，記憶總是深刻。

從學校圖書館借這部小說時，我還不知道它是一部名著，更不瞭解它在蘇聯和世界文壇的巨大影響。那是我對文學剛剛發生興趣的初中二年級，“反右”正在進行。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初出茅廬的中文系大學生，常常在語文課堂上逸出課本內容，講某位作家某位詩人被打成“右派”的事，尤其是被稱爲“神童”的劉紹棠被定爲“右派”，印象最深刻了。好奇心也在同時發生，天才，神童，遠遠比那個我尚不能完全理解其政治內涵的“右派”帽子更多了神祕色彩，十分迫急地想看看這個神童在與我差不多接近的年齡所寫的小說。課後我就到學校圖書館查閱圖書目錄，居然借到了《山楂村的歌聲》短篇小說集，大約是學校圖書館尚未來得及清查禁絕“右派”作家的作品。大約是在這部小說集的“後記”裏，劉紹棠說到他對肖洛霍夫的崇拜和對《靜靜的頓河》的喜歡。“神童”既然如此崇拜如此喜歡，我也就想見識這部長篇小說了。看到在圖書館書架上擺成雄壯一排的四大本《靜靜的頓河》，我還是抑制了自己的慾望，直等到暑假放學，我便把這四部大著揹回鄉村的家中。

我知道了地球上有一條雖然不大卻很美麗的河流叫頓河。這個頓河總是具象爲我家門前那條冬日清冽夏日暴漲的灞河。遼闊的頓河草原上的山岡，舒緩柔曼的起伏轉承的線條，也與我面對着的驪山南麓的坡嶺和白鹿原北坡的氣韻發生疊印和重合。還有生動的哥薩克小夥子葛利高裏，風情萬種的阿克西尼亞。我那時候忙於自己的生計，每逢白鹿原上集鎮的集日，先一天下午從生產隊的菜園裏躉取西紅柿、黃瓜、大蔥、茄子、韭菜等，大約50斤左右，天微明時挑到距家約10華里的原上去，一趟買賣可賺一二元錢，整個暑假堅持不懈，開學時就可以揣着自己賺來的學費報到了。集日的間隔期裏，我每天早晨和後晌揹着竹條大籠提着草鐮去割草，或下灞河河灘，或者爬上村莊背後白鹿原北坡的一條溝道，都會找到鮮嫩的青草。雖然因爲年幼尚無爲農業合作社出工的資格，而割草獲得的工分比出工還要多。我在割草和賣菜的間歇裏，閱讀頓河哥薩克的故事，似乎浪漫到不可思議。我難以理解故事裏的人物和內蘊，本屬正常。所有這些也許並不重要，有幸的是感受到我的生活範圍以外的另一個民族的生活形態，視野抵達一個幾乎找不到準確方位的遙遠的頓河草原，生活在那裏的人們的快樂和悲傷竟然牽動着我的情感，而我不過是賣菜割草的一個尚未成年的鄉村孩子。我後來才意識到，我喜歡閱讀歐美小說的偏向，就是從這一次發生逆轉的，從“說時遲，那時快”的語言模式裏跳了出來。

另一次難忘的閱讀記憶發生在“文革”期間。我已經幾年都不讀小說了。“文革”一開始，以“三家村”爲標誌的作家們的災難，使我這個剛剛在地方報紙副刊上發過幾篇散文的業餘作者，終於得出一個最現實的結論，寫作是絕對不能再做的事了。我把多年來積累的日記和生活紀事，悄悄從學校揹回鄉下家中，在後院的茅房裏燒燬了，也就把因爲一句不恰當的話而招致災難的擔心解除了。我後來被借調到公社（鄉）幫忙，遇見了初中的地理科任老師。他已經升爲我們公社地區唯一一所中學的校長，“文革”中慘遭批鬥，新成立的“革委會”拒不結合他。公社要恢復“文革”中癱瘓多年的基層黨支部，他也被借調來公社幫助工作，我和他就重新相聚了。我聽他說來此之前在學校閒着，分配他爲圖書管理員。這一瞬我竟然心裏一動，久違了的好陌生的圖書館呀。他說學校的圖書早已被學生拿光了，意在他這個管理員是有名無實。我卻不甘心，總還有一些書吧？他不屑地說，偷過剩下的書在牆角堆着。我終於說服了他，晚上偷偷潛入校園，打開圖書館的鐵鎖，不敢拉亮電燈，用事先備好的手電筒照亮，在那一堆大多被撕去了書皮的書堆裏翻檢。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我竟然獲得了《悲慘世界》、《血與沙》、《無名的裘德》等世界名著。我把這些書裝入裝過尿素的塑料袋，綁捆到自行車後架上，騎車出了學校大門，路邊是農民的菜地，如做賊得手似的暢快。我的老師再三叮囑我，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看見這些書，我便發誓，即使不慎被誰發現再被揭露，絕不會暴露書的真實來處，打死我都不會給老師惹麻煩。

於是就開始了富於冒險意味的閱讀。這大約是上世紀交上70年代的事。處於“文革”中期的整個社會氛圍是難以確切描述的，我只確信一點，未曾親自經歷過的人是不可能有那種親歷者的直接感受的。大約也就在這個時候，八個樣板戲裏的頭幾個樣板被推出來。整個社會都揮舞着一把革命的鐵笤，掃蕩“封資修”——那些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和文學遺產。我在一天工作之後洗了腳，插死門扣，纔敢從鎖着的抽屜裏拿出那本被套上“毛選”外皮的翻譯小說來，進入一種最怡靜也最冒險的閱讀，院子裏傳進來幹部們玩撲克爲一張犯規的出牌而引發的爭吵。最佳的閱讀氣氛是在下鄉住到農民家裏的時候。那時候沒有電視，房東一家喫罷晚飯就上炕睡覺了，在前屋後窗此起彼伏的鼾聲裏，我與百餘年前法國的一位市長冉阿讓相識相交，竟然被他的傳奇故事牽腸揪心難以成眠；抑或是陌生到無法想象的西班牙鬥士，在鬥牛沙場和社會沙場上演繹的悲劇人生；還有那個“多餘人”裘德，倒是更能切近我的生活，儘管有種族習俗和社會形態的巨大差異，然而作爲社會底層的被社會遺忘的“多餘人”的掙扎和痛苦，卻是穿透任何差異的共通的心靈情感，甚至可以作爲我理解自己身邊那些鄉村農民的一個參照。許多年以後，我才從開禁的有關資料中得知，《無名的裘德》是歐洲文壇曾經頗有影響的寫社會底層“多餘人”文學潮流的代表作之一，包括高爾基也寫過這類人物和很具影響的一部長篇小說，名字記不得了。

這應該是我文學生涯裏真正可以稱作純粹欣賞意義上的閱讀。此前和後來的閱讀，至少有“借鑑”的職業性目的。此時此境下的閱讀純粹是欣賞，甚至是消遣，一種長期形成的讀書習慣所導致的心理慾望和渴求。因爲“文革”開始我就不再做作家夢了，四五年過來，確鑿不再寫過任何屬於文學色彩的文章。讀着這些世界名著的時候，也沒有誘發寫作慾望或重新再做作家的夢想，然而我依然喜歡閱讀。閱讀這些一概被斥爲“封資修黑貨”的小說，耳朵裏灌進的是以毛主席語錄譜寫的歌曲，還有樣板戲的唱段，鄉村樹杈上的高音喇叭從早到晚都在向田野和村莊傾瀉着，在我的心裏，正好是無產階級文藝和資產階級文藝全面對抗尖銳衝突“你死我活”的雙方交戰的場面。我那時尚不能作出判斷，以“樣板戲”爲代表的中國無產階級文藝如何發展前景怎樣，然而卻確實發生最基本的屬於常識層面上的懷疑，歐洲的無產階級和窮人喜歡如《悲慘世界》、《血與沙》、《無名的裘德》等這一類作品，我不可能有任何片紙只言的資料，所在只能依常情常理來推測。依據仍然是這些文本，它們都是爲勞動者吶喊的呀。我至今也無法估量發生在“文革”中間的這種最純粹的閱讀，對我後來創作的發展有何啓示或意義，但有一點卻是不可置疑的，歐洲作家創造的這些不朽作品，和我的情感發生過完全的融匯，也清楚了一點，除過8個樣板戲，還有如上述的世界名作在中國以外的世界上傳誦不衰。

還有一次發生在“文革”後期的閱讀是難忘的。大約是1975年春天，我到西安電影製片廠去改編電影劇本，意料不到地讀到了前蘇聯作家柯切托夫的幾部長篇小說。需稍作交待，此前兩年，被砸爛了的省作家協會按照上級指示開始恢復，在農村或農場經過勞動改造且被審定沒有“敵我矛盾”的編輯和作家，重新回到西安，着手編輯文學刊物。爲了與原先的“文藝黑線”劃清界限，作家協會更名爲創作研究室，《延河》雜誌也改爲《陝西文藝》。老作家們雖被“解放”，仍然不被信任，仍然心有餘悸，“工農兵”業餘作者一下子喫香了。我也正是在這時候寫下了平生的第一個短篇小說，且被剛剛恢復業務的西影廠看中，擬改爲電影。我到西影廠以後，結識了幾位和我一樣熱心創作的業餘作者。記不清誰給我透露，西影廠圖書資料室有幾本“內部參考”小說，是供較高級領導幹部閱讀參考的，據說這幾本小說揭露了“蘇聯修正本義”的內幕。我經過申請，得到有關領導批准，作爲寫劇本的業務參考，破例破格閱讀“高幹”的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