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藉助巨人的肩膀——翻譯小說閱讀記憶 (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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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是《州委書記》。作者是柯切托夫。這部小說寫了兩個蘇共的州委書記，拿我們的習慣用語說，一個實事求是做着一個州的發展和建設工作，另一個則是欺上瞞下虛誇成績搞浮誇風。前者不斷受挫，後者屢屢得手於表彰升遷等等。結局是水落石出，後者受到懲治，前者得到伸張。依着今天我們的眼界來說，這部小說的主旨和人物幾乎沒有什麼新穎之處。然而在1975年的時空下，我的震撼和興奮幾乎是難以抑止的。1975年再度加壓的政治氣氛，卻無法堵住中國人私下的議論，包括直白的詛咒和謾罵，這應該是施虐近十年的極左路線窮途末路的一個先兆。我可以和幾位朋友在私下裏談《州委書記》。我甚至以爲把作品人物名字換成中國人的名字，把集體農莊換成公社或生產隊，讀者的感覺就會毫無差異。就當時而言，柯切托夫揭示的蘇聯社會問題，在中國的實際生活裏更普遍也更尖銳，然而中國卻集中到幾乎是莫須有的“路線鬥爭”。更令我驚訝

的是，我們作爲揭露蘇共修正主義的標本，在蘇聯卻照常銷售普遍閱讀，如若中國有一位寫出類似作品的作家，且不說能否出版，肯定性命都難保全。

興趣隨之由作品轉移到作家本身，柯切托夫創作歷程中的幾次轉折似乎更富於參照意義。我連續在西影圖書館借到了柯切托夫的兩本長篇小說，都是“文革”前已經翻譯出版的《茹爾賓一家》和《葉爾紹夫兄弟》，以城市家族的角度，寫產業工人在社會主義勞動中的英雄主義精神，都公開出版發行的。這個以寫和平建設時期的英雄而在蘇聯和中國都很有名氣的作家，到上世紀60年代，把筆鋒調轉到另一個透視的角度。揭示蘇共政權機關裏的投機者，以至他的《州委書記》等長篇成爲中國“高幹”瞭解“蘇修”社會黑幕政權質變的參照標本。柯切托夫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轉折？顯然不是藝術形式追求變化層面上的事，而是作家的思想。作家思想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是什麼東西促成了柯切托夫的這種變化和視點的轉移，當時找不到任何可資參考的資料。我唯一能做出判斷的是，這既需要強大的思想穿透力，也需要具備思考者的勇氣。

到80年代初，柯切托夫的作品重新出現在新華書店的售書架上，包括曾經作“高幹”內參的《州委書記》。我在從書架上抽出這本小說交款購買的簡短過程裏，竟然有一種無名的感嘆，不過六七年時間，似乎有隔世的陌生而又親切的矛盾心理。不久又見到《你到底要什麼》，柯切托夫直面現實的思考和發問，尖銳而又嚴峻，令人震撼。這個書名很快在中國普及，且被廣泛使用。隨後又購買到了《落角》，柯切托夫的變化再一次令我驚訝，無論從思想到藝術形式，幾乎讓我感覺不到柯切托夫的風格了，有點隱晦，有點象徵，更多着迷霧，幾乎與之前的作品割斷了傳承和聯繫。轉折如此之大，同樣引起我的興趣，柯切托夫自己“到底要什麼”？儘管我難以做出判斷，卻清楚地看到一個作家思想、情感以及藝術形態的發展軌跡，早期歌頌英雄的鮮明立場和飽滿的情感，轉折到對生活裏虛僞和醜惡的嚴厲批判揭露，再到對整個社會和人羣發出嚴峻的質問，“你到底要什麼”，一時成爲整個社會都無法迴避的問題，最後發展到晦澀的《落角》，我都不大讀得懂了。自然是作家主體的思想和情感發生了變化，然而是什麼東西促成了這種變化，我卻無法判斷。隱蔽在晦澀文字下的情緒，直接感到那個曾經洋溢着熱情閃爍着敏銳思想光芒的柯切托夫可能太累了，且不斷定其失望與否。這樣一個曾經給我們提供過“參考”樣本的作家，死亡時，蘇共黨魁勃列日涅夫親自參加了他的追悼會，似乎並不計較他對蘇聯社會的揭露、批判、詰問和某種晦澀的失望。

到上世紀80年代初，在省作協院子裏，出現過一陣蘇聯文學熱。中蘇關係解凍，蘇聯文學作品有如開閘之水，傾瀉過來，北京兩所外語高校編輯出版了兩本專門翻譯介紹蘇聯作家和作品的雜誌《蘇聯文學》和《俄蘇文學》，這是空前絕後的事，可見對蘇聯文學之熱不單在我的周圍發生，而是一個範圍更大的普遍現象。我把這兩本雜誌連續訂閱多年，直到蘇聯解體雜誌停刊，可見對蘇聯文學的關愛之情。我通過這兩本雜誌和購買書籍，結識了許多前蘇聯作家。我那時候住在鄉下老家，到作家協會開會或辦事，常常在《延河》編輯兼作家王觀勝的宿辦合一的屋子裏歇腳，路遙也是這個單身住宅裏的常客，話題總是集中到蘇聯作家和作品的閱讀感受上。艾特瑪托夫、舒克申、瓦西里耶夫，還有頗爲神祕的索爾仁尼琴，等等，各自閱讀體驗的交流，完成了互補和互相啓示，沒有做作，不見客套，其本質的獲益肯定比正經八百的研討會要實在得多。在大家談到興奮時，觀勝會打開帶木扇的立櫃，取出珍藏的雀巢咖啡，這在當時稱得最稀罕最昂貴也最時髦的飲料，犒賞每人一杯，小屋子裏瀰漫着煙氣，咖啡濃郁的香氣也浮泛開來。

我感到了面對蘇聯的歷史和現實，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思想視角和藝術形態，展示出獨立的思維和獨立的體驗，呈現出獨有的藝術風景，柯切托夫屬於其中的一景。我開始意識到要儘快逃離同一地域同代作家可能出現的某些共性，要尋求自己獨自的生活體驗和藝術體驗，纔可能發出富於藝術個性的獨自的聲音。真正蓄意明確的一種閱讀，發生在此前幾年。1978年春天，作爲家鄉灞河河堤水利會戰工程的主管副總指揮，我住在距水不過50米的河岸邊的工房裏，在麥秸作墊的集體牀鋪上，我讀到了《人民文學》發表的劉心武的《班主任》。我的最直接的心理反映，用一句話來概括，創作可以當做一項事業來乾的時代到來了！我在6月基本搞完這個8華里河堤工程之後，留給家鄉一份紀念物，就調動到文化館去了。我到文化館上班實際已拖到10月，在一個無人居住的殘破的屋子裏安頓下來，頂篷塌下來，牆上還留着墨汁寫的“文革”口號，“打倒”、“砸爛”之類。我用廢報紙把整個四面牆壁糊貼了起來，滿屋子都是油墨氣味，真是書香四溢了。我到文化館圖書館借書，查封了10餘年的圖書館剛剛開禁。我不自覺地抽取出來一本本“文革”前翻譯出版的小說。我在泛讀的過程中，很自然地把興趣集中到莫泊桑和契訶夫身上。想來也很自然，我正在練習寫作短篇小說，不說長篇，連中篇寫作的慾望都尚未萌生。在讀過所能借到的這兩位短篇大師的書籍之後，我又集中到莫泊桑身上。依我的閱讀感覺來看，契訶夫以人物結構小說，莫泊桑以故事結構小說塑造人物：前者難度較大，後者可能更適宜我的寫作實際。這樣，我就在莫泊桑浩瀚的短篇小說裏，選出十餘篇不同結構形式的小說，反覆琢磨，拆卸組裝，探求其中結構的奧祕。我這次閱讀歷時三個月，大約是我一生中最專注最集中的一次閱讀。這次閱讀早在我尚未離開水利工地時就確定下來，是我所能尋找到的自我把握的切合實際的舉措。我從《班主任》的潮聲裏，清楚地感知到文學創作復歸藝術自身規律的趨勢。我以爲“文革”期間極“左”政治和極“左”的文藝政策，因爲太離譜，早已天怒人怨，連普通讀者和觀衆都背棄不信；倒是“文革”前17年裏越來越趨“左”的指導創作的教條，需得一番認真的清理。我那時比較冷靜地確認這樣一個事實，自從喜歡文學的少年時期到能發表習作的文學青年，整個都浸泡在這17年的影響之中，關於文學關於創作的理解，也應該完成一個如政治思想界“撥亂反正”的過程。我能想到的措施就是閱讀，明確地偏向翻譯文本，與大師和名著直接見面，感受真正的藝術，纔可能排解剔除意識裏潛存的非文學因素。我曾經在10年前的一篇短文裏簡約敘述過這個過程，應該是我回歸創作規律至關重要的一步，應該感謝契訶夫，還有莫泊桑，在他們天賦的智慧創造的佳作裏，我才能較快地完成對極“左”的創作理論清理剔除的過程。到1979年春節過後，我的心理情緒和精神世界充實豐沛，洋溢着強烈的創作慾望，連續寫下10個短篇小說，成爲我業餘創作歷程中難以忘卻的一年。

閱讀《百年孤獨》也是讀書記憶裏的一次重要經歷。我應該是較早接觸這部大著的讀者之一。在書籍正式出版之前，朋友鄭萬隆把刊載着《百年孤獨》的《十月·長篇專刊》賜寄給我。我在1983年早春參加中國作協在河北涿州召開的“農村題材創作研討會”期間，看到萬隆正在校對《百年孤獨》的文稿，就期盼着先睹這部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新世界文學名著。一當目觸奧雷連諾那塊神祕的“冰塊”，我就在全新的驚奇裏吟誦起來。我在尚不完全適應的敘述形式敘述節奏裏，卻十分專注地沉入一個陌生而神祕的生活世界和陌生而又迷人的語言世界。恕我不述這部在中國早已普及的名著初讀後的諸多感受，這裏只用一個情節來概括。1985年夏天，省作協在延安和榆林兩地連續召開“長篇小說創作促進會”，我有幾分鐘的最簡短的發言，直言閱讀《百》著的感受，大意是，如果把《百》比作一幅意蘊深厚的油畫，我截止到目前的所有作品頂多只算是不大高明的連環畫。我的話沒有形成話題，甚至沒有任何反應，甚至產生錯覺，以爲我有矯情式的過分自貶。我也不再繼續闡釋，卻相信這種純粹屬於自我感覺所得出的自我把握。這次閱讀還有一個不期而至的效果，就是使我把眼睛和興趣從蘇聯文學上轉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