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陷入與沉浸——《延河》創刊50年感懷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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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依舊清楚無誤地記着，《延河》是我平生最早聞名的第一種文學雜誌。這是50年前的事了。50年前的一個大雪初霽的早晨，我和同學正在操場上掃雪，語文老師站在身後叫我，讓我到語文教研室去。我開始有點忐忑，此前曾因爲他對我的一篇作文的評語鬧過彆扭，所以心存戒備。走出掃雪的人窩，老師把一隻胳膊搭到我的肩膀上，這個超常超級親暱的動作，頓然化釋了我的小心眼裏的芥蒂，卻也被驟然潮起的受寵的驚慌弄得不知所措。

到了一樓的語文教研室。剛進門，我的語文車老師以玩笑的口吻宣佈：“二兩壺來了”。教研室裏五六位男女教師鬨笑起來。我有點手足無措。“二兩壺”是我在作文本上寫的一篇小說裏的一個人物的綽號。我的語文車老師把我領到他的辦公桌前，頗動情地告訴我，西安市教育系統搞中學生作文比賽，每個學校推薦兩篇作文，我的這篇小說被選中了。末了，他很誠懇地說，除了參評，他還要把這篇小說投稿給《延河》。他告訴我兩點，如果能發表，會有稿費的，他顯然知道我因家庭經濟不支而休學的事。他說投稿由他來抄寫，“你的字寫得不行。”我由此知道了《延河》。這是初中二年級第一學期的一個大雪的早晨。

《延河》又是我掏錢購買的第一種文學雜誌。這也是近50年的事了。1959年春天，我得知柳青的《創業史》將在《延河》連載，竟然有一種按捺不住的興奮和期待，自然屬於對一位著名作家的膜拜，更多的因素是出於某種揭祕式的好奇心理。我已經聽說柳青在終南山下的長安農村深入生活的事。我常常站在學校大門外剛剛返青的麥地邊上，眺望白雲凝然的終南山峯，柳青無疑是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一位作家，不過幾十華里的距離吧。他的筆下將會使關中鄉村呈現怎樣一種風貌？這無疑是我所能讀到的第一部描寫我腳下這塊土地的小說，新鮮新奇的神祕感幾乎是無法抑止的。

我讀書到初中三年級，轉學到了離家較近的西安東郊剛剛興起的紡織工業基地，通稱紡織城，學校設在大片住宅樓東邊一片開闊的高地上，校門口便是莊稼地。我仍然繼續着背饃上學的生活，硬是把家裏給的買鹹菜的零錢省下來攢起來，到紡織城郵局去買一本當月出版的《延河》。記得《創業史》在《延河》連載的第一期，書名爲《稻地風波》，有通欄長幅插圖作爲襯底，是詩情畫意的稻田畦埂和灌渠上一排排迎風擺動的白楊樹，遠處的背景是淡墨塗描的終南羣峯。看到這幅題頭畫兒，我印證的卻是我家門前灞河川道的自然景緻，從未見過有什麼畫兒讓我感到如此逼近的真實和親切。同樣，我讀着作爲《稻地風波》（即《創業史》）引子的《題記》時的完全沉迷，也是此前讀任何小說都未曾發生過的逼近的真實和真切，且不說藝術成就的評價，我一個初三學生也難得估價這部作品的分量，而真實和真切的閱讀感受卻是比任何世界名著都強烈。

這樣，我每月頭上最操心也最興奮的事，就是捏着積攢下來的兩毛錢走進郵局，買一本新出的《延河》，無異一個最開心的節日。我在《延河》上認識了諸多當時中國最活躍的作家和詩人，直到許多年後，纔在一些文學集會上得以和他們握手言歡，其實早已心儀着崇敬着乃至羨慕着了。

像茹誌鵑的《百合花》，吳強的《紅日》選章，王汶石的許多短篇，不僅在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更在普通讀者中享有盛譽。尤其是茹誌鵑和吳強的兩篇（部）佳作，據說輾轉過好幾家編輯部都被退稿，均不是作品的水平問題，而是作品情調或寫法有什麼問題。《延河》敢於拍板發表，不單是膽子大小的事，恰是對文學創作藝術本體的尊重和堅守，以及由此而擁有的自信和神聖。

《延河》已成爲大家名作雲集的一方藝術天地。我在喜歡它的同時，也產生了畏怯心理，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學高地。此後十餘年的業餘創作時日裏，我一次也沒有往《延河》編輯部裏投過稿。我的自我把握是尚不夠格，《延河》在我心裏業已形成的那個高格。儘管我已經在西安的報紙上發表了七八篇散文。直到1972年的冬天，徐劍銘把我的一篇散文推薦給編輯路萌、董得理，我才走進了《延河》的門檻。

這年接到徐劍銘一封信，告訴我一個重要消息，“文革”中被砸爛的陝西作家協會（當時稱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恢復工作，爲避“四舊復辟”之嫌，改爲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出於同樣的顧慮，即將復刊的《延河》也改名爲《陝西文藝》。徐劍銘還告訴我，他剛剛參加過由《陝西文藝》召集的一次西安地區業餘作者座談會，希望大家給刊物寫稿，並推薦工人農民解放軍（工農兵）新作者。那時候，許多著名作家被打倒，有的未被“解放”，有的雖被“解放”了，仍心存餘悸，無法進入創作，刊物主要靠業餘的“工農兵”作者寫稿。徐劍銘在“文革”前已是西安地區卓有影響的工人身份的詩人。他說他向董得理、路萌等編輯推薦了我，兩人均表示毫不知曉。他說他同時推薦了我刊登在《郊區文藝》上的一篇散文《水庫情深》，而且由他剪貼下來送到編輯部。我很感動。這種熱心和無私給我以永遠動人的記憶。

大約是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之後，極“左”到無以復加的“文革”有所收斂，政策也有所調整，體現在文藝界，開始恢復文藝機構和文藝創作。我所在的西安郊區，由文化館召集本區內的業餘文學作者開會，創辦了《郊區文藝》自編自印的文學刊物。我和郊區一幫喜歡創作的朋友興奮不已，寫作熱情不必說了，而且到印刷廠裏親自做校對。我的散文《水庫情深》就刊登在《郊區文藝》創作號上。我尚不知身居城區的劍銘竟然看到了這本內部交流刊物，而且力薦給即將創刊的《陝西文藝》（即《延河》）。

時隔不久，接到《陝西文藝》編輯部的一封信，內裝我的散文《水庫情深》，是發在《郊區文藝》上的剪貼樣稿，在邊角上用紅筆修改勾畫得一片紅色。我當時剛剛從村子裏下鄉回到公社機關，看了附信，得知此稿將在《陝西文藝》創刊號發表，下鄉一天的勞累煙飛雲散了，飢腸轆轆的感覺也消失了，興奮得令人慌亂的情緒，竟使我無法坐下來閱讀修改的文字。直到晚飯後，我才能靜下心來把這篇習作再讀一遍，尤其是那些用紅筆修改的字句，細細嚼磨，反覆推敲，求得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