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陷入與沉浸——《延河》創刊50年感懷 (第2/2頁)

陳忠實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之後大約兩三天，我藉着到郊區開會進城之機，順便送去了修改稿。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和《陝西文藝》編輯部，在東木頭市那條巷子裏。懷着誠惶誠恐卻也興奮的心情走進院子，問到一間屋子，便看見了董得理和路萌，說過幾句很誠懇的見面話之後，董得理離開了，由路萌和我談稿子。我這時才得知，用紅筆勾畫修改過習作的人，就是和我當面坐着的這個名叫路萌的編輯。他很客氣。他很和悅。他很謙遜。他長得細皮嫩臉，文質彬彬又熱情洋溢。他最像個文人……我進了早就仰慕着的《延河》的大門了。

1973年春天，我到位於紡織城的西安郊區黨校參加爲期一月的“學習班”。我在公社機關工作已經5年，對關中鄉村生活和農民世界開始有初步瞭解。我的工作，除了參加會議，多是跑在或住在生產隊裏，很少有相對安定和清閒的日子，這次長達一個月的有規律的作息時間的日子，對我來說簡直稱得上享受了。就是在這期間，我利用早起的時間，或是晚上看電影的機會，躲開大廳通鋪的人，寫成了我平生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接班以後》，中學作文本上的小說除外。這篇小說從字數上來說具有突破的意義，接近兩萬字，是我結構故事完成人物的一次自我突破。我記不清是用信寄到《陝西文藝》編輯部，抑或是親自送去的，只記得時隔不久，便收到董得理用很富功力的毛筆字寫下的長信，對這篇小說完全肯定，多有讚美的評語，而且似乎說到編輯們傳閱過程中的熱烈反應，信末約我到編輯部交換一些細節處理的意見。我同樣利用到城裏開會的機會，第二次走進東木頭市《陝西文藝》編輯部的大門。這回是董得理和我談稿，我似乎能覺察到他在刊物編輯部負有重要責任。他很興奮，完全是對他喜歡的一篇小說言不由衷的興致。他也很嚴謹，對小說的細部包括不恰當的字詞都談到了。他又很坦率，談到真正的文學和當時流行的“假大空”文藝的區別，我更感動他的膽識和真誠，第一次談話就敢說對“假大空”類文藝的不恭之詞。

這篇小說在《陝西文藝》第三期上發出來了。我看到題頭上配着一幅神采飛揚的人物肖像畫兒，是現在的西安國畫院院長王西京的作品。王西京當年供職《西安日報》美術編輯，已經嶄露出畫畫兒的頭角。小說發表後產生了廣泛影響。編輯部把這期雜誌送給柳青。關於柳青對《接》的反應，我卻是從《西安日報》文藝編輯張月賡那裏得到的。老張告訴我，和他同在一個部門的編輯張長倉，是柳青的追慕者，也是很得柳青信賴的年輕人。張長倉看到了柳青對《接》修改的手跡，並拿回家讓張月賡看。我在張月賡家看到了柳青對《接》文第一節的修改本，多是對不大準確的字詞的修改，也劃掉刪去了一些多餘的贅詞廢話，差不多每一行文字裏都有修改圈畫的筆跡墨痕。我和老張逐個斟酌掂量那些被修改的字句，接受和感悟到的是一位卓越作家的精神氣象，還有他的獨有的文字表述的氣韻，追求生動、準確、形象的文字的“死不休”的精神令我震驚。這應該是老師對學生的一次作文輔導，鑄成我永久的記憶。今天想來頗感遺憾的事，那時候沒有複印設備，這本經柳青修改的刊物，在我看過之後就被張長倉收回了，據爲珍藏。

新創刊的《陝西文藝》，很快聚攏起一批青年作家。不過，那時候沒有誰敢自稱作家，也沒有他稱作家，他稱和自稱都是作者，常常還要在作者名字之前標明社會身份，如工人作者農民作者解放軍作者等等，自然是爲區別於“文藝黑線”，表明“工農兵”佔據了文藝陣地。鄒志安、京夫、路遙、賈平凹、李鳳傑、韓起、徐嶽、王曉新、王蓬、谷溪、李天芳、曉雷、聞頻、申曉等，先後都在《陝西文藝》上初露頭角，進行了最初的文學操練，到“四人幫”垮臺，這些人呼嘯着吶喊着躍出，一個個都成爲荒寂十年後的文壇上耀眼的新星，形成中國文壇令人矚目的陝西青年作家羣。1981年，中國作協選定湖南和陝西，作爲新時期中國南北兩個形成作家羣體的省份交流經驗，陝西鄉黨閻綱受《文藝報》委託回陝調研，我參加了座談會。湖南青年作家到陝訪問，陝西青年作家卻未能按時回訪，原因是我等家住農村，夏收需回家割麥碾場。我仍然覺得，改爲《陝西文藝》的《延河》不過三四年，上有極“左”的政治和文藝政策鋪天蓋地，包括我等業餘青年作者受到束縛侷限的同時，也受到“三突出”的不同程度的影響，然而有一批深諳藝術規律的編輯，如董得理、王丕祥、路萌、賀抒玉本身又是作家，他們實踐着教導着也暗示給這些作者的是文學創作的本真。在《陝西文藝》存在的三四年裏，我寫作發表過三篇短篇小說，也是我寫作生涯裏的前三篇小說，1973年發《接班以後》，1974年發《高家兄弟》，1975年發《公社書記》，一年一篇。這些作品的主題和思想，都在闡釋階級鬥爭這個當時社會的“綱”，我在新時期之初就開始反省，不僅在認識和理解社會發展的思想理論上進行反思，也對文學寫作本身不斷加深理解和反思。然而，最初的寫作實踐讓我鍛鍊了語言文字，鍛鍊了直接從生活掘取素材的能力，也演練了結構和駕馭較大篇幅小說的基本功，這三篇小說都在兩萬字上下，單是結構對我來說都是一種突破。

還有一點至今值得總結，就是我對作家這種勞動的理解。我後來把我對文學的偏愛和對創作的堅持，歸結爲一根對文字敏感的神經，以此作爲對神祕的天分說的物質化解釋。是這根與生俱來的對文字敏感的神經，決定着一個人從少小年紀就對文字發生偏愛，發生興奮性的敏感，與書本網以及奶奶的動人的歌謠無關，或者說這些書香家庭或會唱歌謠的奶奶，只對具備那根神經的人才發生影響，才起促進促成的作用。在上世紀70年代我寫作上述那幾篇作品的時候，實際是我對文學創作最失望的時候，自然是“文革”對前輩作家的殘害造成的。我當時已謀得最基層的一個幹部崗位，幾乎不再想以寫作爲生的事，更不再做作家夢了。寫作當不了飯喫，儘管發了幾篇頗有反響的小說，董得理獎勵給我的是一摞又一摞稿紙。我回到公社幾乎隻字不提寫作的事，發了我小說的刊物壓在桌鬥裏，從來不讓公社機關任何人看見，怕給領導和同志造成不務正業不操心“學大寨”本職工作的惡劣印象。事實上，這三篇小說都不是在公社大院裏寫成的。《接》在黨校學習期間抽空寫成。《高》又是在南泥灣五·七幹校勞動鍛鍊的半年時間裏寫成，爲此我自己買了一盞玻璃罩煤油燈，待同一窯洞的另三位幹部躺下睡着，幹校統一關燈之後，我才點燃自備的油燈讀書和寫作。讀的是《創業史》，翻來覆去讀；寫成了《高》文。《公》則是被文化館抽調出去工作時間的副產品。那個時候不僅沒有稿酬，還有一根極“左”的棒子懸在天靈蓋上，朋友、家人問我我也自問，爲啥還要寫作？我就自身的心理感覺回答：過癮。這個“過癮論”是我的最真實感受，也是最直白的表述。有如煙癮，一年寫一篇小說，有幸發表了，再得到編輯幾句誇獎和讀者的呼應，那個“癮”就過得很舒適。許多年後，創作有了發展，對創作這種勞動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層面的體驗，也才明白那個“癮”原是敏感文字的那根神經致成的。當年把寫作當做“過癮”的時候，只是體驗和享受一種生命能量釋放過程裏的快樂和自信，後來發生的名和利的薄了厚了多了寡了是根本料想不到的。

新時期伊始，《延河》又恢復了。這自然不單是一個名字的改寫，而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歷史性轉折，包括文學藝術，屬於文學自身的精神和規律，重新得以接續、傳承和發展。新時期恢復的《延河》，我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是短篇《南北寨》，此後每年大約都要發表一篇或兩篇小說，統共發過多少篇已經記不清了，是我發表小說最多的一種文學雜誌，卻是確定無疑的。

到上世紀80年代初，我調進陝西作協專業創作組，以我自己的審視和把握，索性回到祖居的老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集中思想的注意力，充分利用中年後的後半生讀書和寫作。每隔十天半月，我就會來作協，開會或買煤買糧，只安着一張桌子一張牀的兩室的房子，我往往懶得開鎖進門。開會辦事的間隙，我都滯留轉悠在編輯部的小院裏，和老編輯聊天，更和年輕的或同齡的朋友天上地下亂扯胡片，往往獲得一些新鮮的信息和文壇動態，得到啓迪。印象最深的是王觀勝的兼着臥牀的辦公室，常是暢所欲言十分放縱的場所，路遙似乎是常客。聊到開心時，王觀勝會打開立櫃的木扇，取出某位作者進貢的高級咖啡，賜嘗每人一杯，滿屋子飄蕩着令人陶醉的香氣兒，路遙們的談鋒就會更幽然睿智。直到我告辭出門準備回鄉下時，觀勝送出門時才撂出一句：“給咱得空再弄一篇（小說）。”文學的氛圍，朋友的坦誠無忌，和咖啡清茶的香味瀰漫在記憶裏。還有李星那半間凌亂不整的辦公室，常是我聆聽文學新潮的氣象站。

人生苦短，生命有限。創辦《延河》的陝西第一代作家和編輯，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經謝世。接替的一茬一茬主編和編輯，也一茬接一茬卸任。無論開創《延河》的先輩，無論接任又卸任的同輩，他們崇高的文學理想實踐在《延河》裏，他們各自獨立的創造精神體現在《延河》上，他們爲一代一代作家的成長和發展默默地躬耕在《延河》這塊土地裏。我以自己一個作家的真誠，向胡採們董得理們致敬。我向卸任的白描們、徐嶽們和徐子心們致以真誠的問候，你們爲《延河》的發展付出的智慧和心血，作爲一個受益的同代作家的我，也銘記着。我更滿懷信心寄望於新任主編常智奇們，《延河》將成爲陝西新一代作家發展壯大的沃土和福地。

2006.3.7 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