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1980年夏天的一頓午餐 (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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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傅是傅用霖，年齡和我不相上下，還不上四十，大家都習慣稱老傅而很少直呼其名，多是一種敬重和信賴，他的謙和誠懇對熟人和生人都發生着這樣潛在的心理影響。我和他相識在1976年那個在中國歷史不會淡漠的春天。已經復刊出版的《人民文學》雜誌約了8名業餘作者給刊物寫稿，我和老傅就有緣相識了。他不住編輯部安排的旅館，我和他也就只見過兩回面，分手後也沒有書信來往。1978年秋天我從公社（鄉鎮）調到西安郊區文化館，專注於閱讀，既在提升擴展藝術視野，更在反省和涮滌極“左”的思想和極“左”的藝術概念，有整整三個月的時間，完全是自我把握的行爲。到1979年春天，我感到一種表述的慾望強烈起來，便開始寫小說，自然是短篇。正在這時候，我收到老傅的約稿信。這是一封在我的創作歷程中不會泯滅的約稿信，在於它是第一封。

此前在西安的一次文學聚會上，《陝西日報》長我一輩的老編輯呂震嶽當面約稿，我給了他一篇《信任》。這篇6000字的小說隨之被《人民文學》轉載（那時沒有選刊，該雜誌闢有轉載專欄），到1980年初被評爲第二屆全國短篇小說獎。老呂是口頭約稿。我正兒八經接到本省和外埠的第一封約稿信件，是老傅寫給我的，是在中國文學剛剛復興的新時期的背景下，也是在我剛剛擰開鋼筆鋪開稿紙的時候。我得到鼓舞，也獲得自信，不是我投稿待審，而是有人向我約稿了，而且是《北京文學》雜誌的編輯。對於從中學就喜歡寫作喜歡投稿的我來說，這封約稿信是一個標誌性的轉折。我便給老傅寄去了短篇小說《徐家園三老漢》，很快便刊登了。這是新時期開始我寫作並發表的第三個短篇小說。直到劉恆受他之囑到灞橋來的時候，我和他再沒見過面，卻是一種老朋友的感覺了，通信甚至深過交手。

三

我和劉恆說了什麼話，劉恆對我說了什麼話，確已無從記憶。印象裏是他話不多，也不似我後來接觸過的北京人的口才天性。到中午飯時，我就領他去喫牛羊肉泡饃。這肯定是作爲主人的我提議並得到他響應的。在電影院我的住所的馬路對面，有鎮上的供銷社開辦的一家國營食堂，有幾樣炒菜，我嘗過，委實不敢恭維。再就是8分錢的素面條和1毛5的肉麪條。我想有特點的地方風味飯食，在西安當數羊肉泡饃了。經濟政策剛剛鬆動，我在鎮上發現了頭一副賣豆腐腦的挑擔，也過了久違的豆腐腦口癮；緊跟着就是這家牛羊肉泡饃館開張，彌補或者說填充了古鎮飲食許久許久的空缺。這家僅只一間門面的泡饃館開張的炮聲剛落，在古鎮以及周圍鄉村引起的議論曠日持久，波及到一切階層所有職業的男女，肯定與疑惑的爭論互不妥協。這是1980年特有的社會性話題，牽涉到兩種制度和兩條道路的議爭。無論這種議爭怎樣持續，牛羊肉泡饃館的生意卻火爆異常，從早晨開門並撥旺昨夜封閉的火爐，直到天黑良久，食客不僅盈門，而且是排隊編號。呼喊着號碼讓客人領飯的粗音大響，從早到晚響個不停。尤其是午飯時間，一間門面四五張桌子根本無法容納湧湧而來的食客，門外的人行道和上一階土臺的馬路邊上，站着或蹲着的人，都抱着一隻大號粗瓷白碗，喫着同一個師傅從同一只鐵瓢裏用羊肉湯燴煮出來的掰碎了的饃塊。

我領着劉恆走出文化館所在的電影院的敞門，向西一拐就走到熙熙攘攘喫着喊着的一堆人跟前。我早已看慣也習慣了這壯觀的又是奇特的聚喫景象，劉恆肯定是頭一回駕臨並親自目睹，似不可想象也無所適從吧。我早已多回在這裏站着喫或蹲着喫過，便按着看似雜亂無序裏的程序做起，先交錢，再拿七成熟的燒餅，並領取一個標明順序數碼的牌號，自然要申明“普通”或“優質”，有幾毛錢的差價，有兩塊肉的質量差別。我招待遠道而來的貴賓劉恆，自然是肉多湯肥的“優質”。那時候中國人還沒有肥胖的恐懼，還沒有減肥尿糖抽脂刮油等富貴症，還過着拿着肉票想挑肥膘肉還得托熟人走後門的光景。我便和劉恆蹲在街道邊的人行道上，開始掰饃，我告訴他操作要領，饃塊儘量小點，湯汁才能浸得透，味道纔好。對於外來的朋友，我都會告知這些基本的掰饃要領，然而這需得耐心，尤其是初操此法者，手指彆扭，掐也罷掰也罷往往很不熟練。劉恒大約耐着性子掰完了饃，由我交給掌勺的師傅。

我和劉恆就站在街道邊上等待。我估計他此前沒經過這種喫飯的陣勢，此後大概也難得再溫習一回，因爲這景象後來在古鎮灞橋也很快消失了，不是喫午餐的人減少了，而是如雨後春筍般接連開張的私營飯館分解了食客，單是泡饃館就有四五家可供食客比對和選擇；反倒是那些剛剛扔下鐮刀戴上小白帽的鄉村少男少女，站在飯館門口用七成秦腔三成京腔招徠籠絡過往的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