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你的發現，令我敬重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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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見到鳳傑，便獲得快樂。甚至在與朋友的閒聊中提及鳳傑，頓然都會在心裏潮起愉悅。未必完全是結識的久遠或友情的深淺，儘管有30多年交往的時間了；未必完全是因爲記憶裏幾乎搜尋不出稍微彆扭的一件事，因爲這種淡如清茶的友情也不只鳳傑一人；我便歸結爲鳳傑的性格，一個快樂的人，他帶給我的是快樂，他留給我的全部記憶都泛着愉悅。

鳳傑約我爲譚旭東寫他的兒童文學研究專著作序。我在閱讀《當代兒童文學的重鎮——李鳳傑創作論》書稿的過程中，在那些令人眼睛發亮心裏也隨之波動的字行裏，時不時浮出鳳傑睿智清明的眼睛和快樂的臉色，泛起30餘年來沒有剪輯梳理的原生形態的生活片斷：在太白縣城郊田坎上的漫天閒談，記不清多少回聽他講述民間笑話笑倒一片的場面，寶雞街頭小餐館享受羊肉泡饃的純香，以濃重的西岐口語在各種主題的集會上做坦白率真的講演，等等。然而，記憶裏最深刻最清晰的還是第一次，在他的故鄉岐山縣文化館我對他的夜訪。

大約是上世紀70年代初，我隨西安郊區衛生局組織的一個參觀團體，到岐山縣參觀學習“改竈潔水”工作的先進經驗，住在縣政府招待所裏。岐山是歷史名地。周人入主關中前，在這裏完成了重要過渡。諸葛亮在這裏演繹了半個《三國》。鳳鳴岐山讓一代一代的子孫享受着詩性神話的美好向往。然而到上世紀70年代初，不說鄉村如何凋敝農民如何貧窮，單是喫水也是靠天。鄉民在自家庭院裏挖出一個極像漏斗的地窖，把天上降到地下的雨水收集到窖中，再吊上來食用。我第一次在這裏看到傳說中的水窖時，才感覺到生在灞河邊上的我的幸運。那天晚上，回到招待所，停着電，百無聊賴，我便貿然找到文化館裏去，拜訪已經有點名氣的李鳳傑。因爲天太黑，看不出文化館的格局，卻較爲順利地找到鳳傑的房子。進門旁的窗戶下安一張帶抽屜的辦公桌，另一邊靠牆有一個簡易臉盆架子，後牆下安一張木板牀，牀上鋪着的牀單是農家織布機織出來的產品，隱隱可以看見細密的花格兒。這種擺設毫無新奇或陌生，我在公社的辦公室也是這種格局，北方地區的縣和公社（鄉鎮）幹部的房子，大都如此。那時候的幹部，只有週六下午才放假回家，週日晚上必須回到機關，宿舍和辦公室就兼容幷蓄了。房子裏點着燈，同樣是電力嚴重不足，吊着燈泡卻總是派不上用場，他點的是蠟燭還是煤油燈已經無記，儘管昏暗卻不妨礙兩位做着文學夢的青年奢談文學，也不妨礙我如此近距離地欣賞那張英俊的臉。

這確實是一張可以用英俊來概括的未來作家的臉。濃重的眉毛，恰到好處的雙眼皮，大而發亮的眼睛，充溢着聰慧敏銳的光波；鼻子直而不勾，也是恰到好處配置和諧；整個臉形和器官組合，幾乎看不到任何缺點，有棱有角，疏朗協調，突顯出英氣卻不見粗俗，洋溢着秀氣卻決非生活或舞臺小生的奶油味兒。我很難想象，一個既無泉水也打不出井水只能窖藏雨水的旱原鄉村裏，竟有如此英俊的青年從農家土炕柴門裏走出來，而且正在敲擊文學聖殿的大門。他那時候調到文化館不久，那是因爲他在“文革”前就已經發表作品，在一個縣造成空前的影響的結果，與人情後門無任何干系。那個時候能在省級報刊發幾篇文學作品的人，在一個縣是了不得的驚動四方的榮耀事。我們談着文學創作，他又介紹了另一位作者徐嶽。徐嶽後來成爲《延河》主編和省作協專業作家。鳳傑矢口不提他曾經經歷的政治造成的災難。我在多年以後才知道，因爲發表過幾篇習作，“文革”一開始就被打成“右派”。他到文化館來是平反以後的事。在後來斷斷續續的交談中，我才瞭解到他苦難的童年和政治運動中的幾經挫折，更多的卻是從他的作品裏感知。一個能夠連續承受生活災難，尤其是能承受極“左”的政治災難而站立不倒的人，精神是強大的，既不會輕易改換自己的事業追求，也很難在變換着色彩的生活流裏隨波逐流，更難改易自己的精神旗幟和道德旗幟。鳳傑向我如鏡般鑑示着這個人生座標。現在，偶爾小聚，望着那張英俊的臉依然不失棱角，也依然透着俊氣，然而，業已花白的頭髮畢竟顯示着歲月的無情。從發軔之作《鐵道小衛士》到《針眼裏逃出的生命》，再到《還你一片藍天》，這些標誌着鳳傑藝術探索歷程中具有階段性重大突破意義的作品，不僅剛一問世便在文學界產生廣泛熱烈的反響，而且在無以數計的少年乃至成人讀者羣裏引發真誠的呼應和共鳴。客觀的事實是，這些作品以獨特的體驗所展示的生命內涵和藝術風貌，卓爾不羣地獨立於兒童文學領域，作家李鳳傑也成爲兒童文學創作的大家。作爲一個從古老周原乾旱貧瘠的鄉村走出來的作家，起碼可以告慰在文化館夜訪時那顆高漲着創造慾望的心靈了。我曾經在感動王蓬的創作環境時說過，天才誕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鳳傑同樣讓我發生這樣的感慨和認知，喝着蜂蜜水嚼着麪包可能成就天才，喝着窖水熬煮着玉米糝子稀飯的鄉村孩子李鳳傑，同樣可以進行天才的創造性勞動，而且十分出色十分卓越。

我很感動譚旭東在《李鳳傑創作論》這部專著的《後記》裏所述說的寫作緣由，在於他泛讀中對於李鳳傑的發現，不是一般地發現，而是“驚奇地發現”：

他（李鳳傑）的兒童小說看似傳統，其實充滿着苦難意識、憂患意識、人文主義情懷和人道主義精神，不但是西北小說的佳作，而且是當代兒童小說中難得的好作品。

這段話裏有三層意蘊十分明瞭，論家與寫家非親非故，本不相識，由閱讀中的驚奇發現到產生要做專題研究，再到專論出版，是一種純粹的關於創作和評論的文學活動，與人情評論乃至金錢交易式評論的非文學活動毫不相干，我就完全可以放心地來閱讀這部專著。另一層意思使我更加確信，好的作品還是不會被冷漠被埋沒的，儘管非文學式的評論把泡沫亂拋亂撒，而富於生命的“難得的好作品”，還是會被如譚旭東這樣神聖着文學的學者“驚奇地發現”。我因此而爲鳳傑感到驕傲和自信。他在《後記》裏直言不諱地點擊了兒童文學創作和評論現狀的病相，用“文化泡沫”一言蔽之。這種病相不單發生在兒童文學創作和評論領域，整個文壇都呈現着這種“泡沫”式的非文學因素。譚旭東在廣泛的閱讀中對李鳳傑兒童文學作品的“驚奇”發現，直觀地向我彰顯着對於非文學因素的凜然姿態，應該是時下難得的文學的道德和良知，是促進當代文學發展最可信賴的聲音。他看到了被“文化泡沫”“遮蔽”着的李鳳傑和他的兒童文學作品，專心致志寫出關於李鳳傑兒童文學創作的研究專論，我首先對這種文學聖徒的純潔和堅定由衷地欽敬。道理很簡單，以作品“進入”評論家的“視野”的這個最基本最正常最健康的文學運行規律，之所以令人珍視和感動，恰恰就在於非文學因素的“泡沫”造成了整個文學活動的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