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紅燭淚 杜鵑血 (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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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從維熙長達20年的囚獄折磨,王紓還算是幸運的一個。三年之後的1961年,她被摘去了右派帽子,從秦巴山地回到西安。她沒有再進那個高公館大院,那是傷心之地;她到西安市曲藝劇團去了。這不僅是工作單位的變化,而是她重新完成了一次藝術道路的選擇。她不再寫小說了,《大尉》留給自己也留給文壇一個絕唱。她重新回到曲藝創作的軌道上去了。我作爲一個喜歡小說創作的作家,本能地發生深深的遺憾和惋惜,一個已經呈現出天才徵象的小說家逃離了。她重新操起京韻大鼓,又是自己創作自己登臺演出;她已不單擅長那一隻鼓,很快操練熟悉了山東快書、山東琴書、梅花大鼓、河南墜子、陝西快板、陝西快書,如此等等。她一個人創作完成了配合宣傳中心的幾個專場的多種曲藝節目,諸如《焦裕祿》、《歐陽海》、《雷鋒》、《刑場上的婚禮》等。她在這一時期的曲藝創作呈巔峯狀態。我看到她的創作天賦、演出天賦的同時,自然想到她的創作和演出的激情。且不說單篇零星創作,即如這四個專場的人物,都是上世紀60年代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王紓在很短的時間裏配合黨的宣傳中心及時拿出一個又一個專場,我便想到她對英雄她對革命的激情來自精神和心靈深處,絕不會是在閉塞的山村的懲罰性勞動改造所能發生的,我便想到戴在她曾經戴過軍帽的頭上的右派帽子,當爲一種諷刺。
我與王紓的丈夫王烈是二十多年前認識的。我們應邀結伴到甘肅慶陽地區的長慶油田駐地去。我早已知道他在戲劇創作上的實力,其話劇和秦腔劇本的魅力,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依然不衰。我在與他相處的一週時間裏,看見的總是不慌不急的腳步,永不消失的笑眯眯的眼睛,曾經暗自猜想,這是一個少年得志卓有成就生活也就優裕的城市人,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有這樣的家庭災難。直到二十多年後的昨天,他說在王紓被勞改的三年時間裏,他是“又當爹又當娘”撫養一歲的兒子,我突然想到,他的沉穩和笑臉,如果除去先天因素,當是經過太多折磨之後的平靜和不驚。
我沒有太多問及他們夫妻間的生活過程。我已經感知到這是一對堪稱模範的夫妻,是由王紓詩文集裏領略的:一對夫妻,兩個作家,聯手創作劇本,互相贈詩酬答,真可謂珠聯璧合。尤其是在王紓身拘山地不得自由的年月,他們通信中以詩詞相敬贈,鼓舞激勵,傳達着愛心與溫暖,成爲渡過劫難的精神支柱。我看到王紓的詩詞裏習慣性的稱王烈爲“烈兄”,可見情感裏的一般和非同一般。
王烈已到八旬高齡。在王紓謝世後,已經編輯整理出版了《王烈王紓劇作選》、《臘月桃——王紓詩文集》,現在即將出版《王紓小說選》,約我爲王紓的小說創作說話。我在聽他介紹了王紓之後就坦言,我想更多地說說王紓這個作家本人。我在那一瞬,突然記起王蒙一句話,他說每一箇中國人的經歷就是一部當代史(大意)。我很折服這句話。王紓的人生經歷,光榮和侮辱,天才和無爲,幸福和痛苦,有幸和不幸,陽光和冰窟,等等,正是一部生活發展的真實歷史。我把她的生命歷程簡單記敘下來,不單是對她的祭奠,也不單是對王烈老先生的敬重,更是爲自己豎起一塊警示牌,不可荒廢了當下的光陰。
(注:文題來自王紓七絕)
2004.11.5 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