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和《瞭望東方週刊》記者的對話 (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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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我唯一自信的、心裏覺得踏實的,是整個過程沒有炒作。我記得一個細節,當時我們灞橋區只有一個複印機。我小說寫出來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叫一個朋友假公濟私,幫忙給我複印。他複印了半部分,後半部分是雁塔區政府一個朋友幫忙的。爲什麼要複印,因爲過幾天編輯要把書稿拿走,萬一弄丟了,我就不得活了。
當時陝西幾個評論家知道我寫完了,都很關注,把書稿傳得一兩個月還傳不回來。最後我找到劉建軍家裏,很奇怪,牀頭擺了一部分,衛生間也擺了一部分。劉教授很過意不去,說不怕難爲情,連上衛生間都要看。
《白鹿原》後,我對寫長篇小說的慾望和興趣一下子降下來了,再提升不起來了。這個現象我都沒辦法解釋。現在就是寫點有興趣的文章,寫序成了一個很大的壓力。
作家把握的是一個時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種社會精神心理。我有一個觀點,作家不應該淡泊名利,而應該創造更大的利潤和影響。但這有一個前提,是以正常的創作途徑,而不應該用一些非文學手段來獲得文學的名利。
人們現在厭惡的是,文學力量不足而自我炒作有餘,用非文學的手段去製造名氣。任何非文學的手段,達到的名和利的收益永遠不能獲得文學真正的成就。包括有些自露隱私的極端的方式炒作,剛興起的時候,的確達到了一定的目的,但現在留給大家的,顯然負面的比正面的要多得多。
文學始終在邊緣
文學本身不存在邊緣與不邊緣的問題。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文學都不可能成爲整個社會的中心話題。實際上,文學始終都應當在邊緣上。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首先是政治,其次是工商業的發展。這些始終是一個國家最主要的東西,是一個國家佔統治地位的、永遠都不會轉變的話題。文學欣賞都是附屬於這個而存在的,是皮和毛。
我不能忘記,“三年困難”時期,人連飯都喫不上,誰還有心思讀小說呀。所以文學,你就不要想佔據國家的中心位置。作爲作家,也應該關注國家經濟的發展。當官的可以不喜歡文學,但他應該瞭解文學。比如咱們不搞科研,但咱們對神六上天還要了解一下基本常識。
商業化寫作也不是中國獨有。美國雖然沒有多少歷史傳統文化,但出了一批有世界影響的大作家,也有一批純粹是商業利益的寫作通俗作品的作家,是給社會上愛看熱鬧的人寫的,純粹是情趣性的獵奇性的。你上火車時,火車站口擱一堆書,兩三美元一本,上火車後就可以消磨時間,看完就扔到垃圾桶裏了。有些人對文學雖然沒有啥興趣,上火車時沒事幹,是純粹的閱讀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