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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陝西出現了一批中青年作家，紛紛衝出了潼關。文壇歷來是競爭之地，翻翻覆覆，沉沉浮浮。在這幾年裏，陝西的作家質量如何，發展和前景又如何，省內國內評說不一。我以爲，除過“洛陽紙貴”的北京外，論單打，比不上天津、上海、四川、江西、貴州、寧夏、河南，論團體，又比不上湖南、山西、南京。究其原因，是不是有三？
一、地域差別
陝西爲周至明十三個王朝建都之地。北有黃河，中有渭河，南有漢江，山川河流結聚精光靈氣，以此產生過輝煌的漢唐文化，但過則不及，盛唐之後，一種保守的、妄自尊大的惰性滋生繁衍，以此浸蝕於民風世俗，故唐後各朝政治、經濟、軍事皆趨於萎靡，自然文化藝術也不可倖免（從這個角度來講，漢代文化的力和氣度比雍容華貴的盛唐文化更令人推崇和嚮往）。都城東遷和北移之後，這裏漸漸歸於偏僻。當置身在碑林博物館的那些六駿石雕面前，不禁會得出古人崇仰志在千里的良駿，今人卻只看重負載忍勞的秦川孺牛，便喟然長嘆。歷史衍進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社會是信息的社會，而陝西地處西北，爲東潼關、南武關、西散關、北鎖關所限，性格由開放型變爲封閉型，自然是趕不到時代潮流的前頭。
二、生活差別
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這是最古老而又最時髦的口號。每一個作家沒有不遵循的，尤其是陝西的作家。陝西的作家不乏有寫工寫兵、寫知識分子爲終生題材的，但絕大部分是寫農村。縱觀這些作家的出身、經歷，本身就是農民，或家庭成員就是農民。對於農村生活之熟悉，大大超越外地作家。但是產生的作品卻落後於人，這恐怕是如何生活的問題了。正因爲如第一條所指，有了地域的差別，使一些作家感到了緊迫和慌恐，而放棄了自己生活的根據地，淪於文學上的流寇，而流寇政策的教訓又使一些作家退守於原地的圈子裏。寫農村而目注於一村一鎮，寫農民混同於農民，便又導致了就事論事的桎梏裏。出身於農民可以是農民作家，但不可以是作家的農民，也即農民意識的作家。
三、素養差別
陝西作家的成分，正是由於大都出身農民，或從農民躍身爲農村基層幹部、區縣文化館幹部。這有先天性的長處，亦同時有了先天性的不足。很多年來，似乎有一種觀點，認爲作家不是大學可以培養的，這話有其道理，但若以此走入極端，輕視藝術素養的專門訓練則又誤人誤事。國人文化水準的提高，城鄉青年普遍受到高中教育，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學不再僅僅是普及性的了。藝術來源於生活，生活卻決不等於藝術。寫什麼的問題固然十分重要，怎麼寫的問題也同樣要十分重視。因而，陝西的作家初發勢猛，過後勁則不足，往往在突破之時陷於困境。
如若上面三點能成立，我們應該按“面對着永恆或沒有永恆的局面”的說法，我便要具體針對王蓬的創作再發一點妄論。
陝西爲三塊地形組成，北是陝北黃土高原，中是關中八百里秦川，南是陝南羣山衆嶺。大凡文學藝術的產生和形成，雖是時代、社會的產物，其風格、流源又必受地理環境所影響。陝北，山原爲黃土堆積，大塊結構，起伏連綿，給人以粗獷、古拙之感覺。這一點，單從山川河流所致而產生的風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來看，陝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緩悠遠。相反，陝南山嶺拔地而起，灣灣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明，朝夕陰晴之變化，使其山歌便忽起忽落，委婉幻變。而關中呢，一馬平川，褐黃凝重，地間劃一的渭河，亙於天邊的地平線，其產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於是，勢必產生了以路遙爲代表的陝北作家特色，以陳忠實爲代表的關中作家特色，以王蓬爲代表的陝南作家特色。這三位作家之所以其特色顯著於文壇，這種地理文賦需要深入研究。是不是可以說，陝西的作家不能形成統一流派，是有這個原因的？這也是不是陝西作家陣容不整齊的一個表面現象？歷來的文壇，作家在做人上應團結親愛，是好友，在事業上應爭先恐後，是情敵。而陝西的作家最具備這種條件。論其優秀作家，自古中外只能比較其特色，而不能判之高下，只能劃爲愛與不愛，不能妄斷其良劣。但目前陝西的作家，皆處於未成熟階段，極需要解決的則是不能自己侷限自己。立足於自己的地域，而知其長處優勝，曉其短處不足，兼收幷蓄。也正於此，我覺得研究王蓬的創作，就更有其意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