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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裏，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國王把他交給王后處置。王后命他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是女人最大的心願？這位武士當場答不上來，王后給了他一個期限，到期再答不上來，就砍他的腦袋。於是，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尋求答案。最後終於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頭；假如找不到，也就不稱其爲故事。據說這個答案經全體貴婦討論，一致認爲正確，就是：“女人最大的心願就是有人愛她。”要是在今天，女權主義者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紀，這答案就可以得滿分啦。
我也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什麼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爲經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爲，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着沒意思，不如死掉。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說：活着呢，還是死去，這是問題。但知識分子趕上這麼個年代，死活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倒黴的年頭兒何時過去。假如能趕上這年頭過去，就活着；趕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殺的年代，我已經懂事了，認識不少知識分子。雖然我當時是個孩子，但嘴很嚴，所以也是他們談話的對象。（就我所知，他們最關心的正是趕得上趕不上的問題。在那年頭死掉的知識分子，只要不是被殺，準是覺得趕不上好年頭了。）而活下來的準覺得自己還能趕上——當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識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對自己的答案頗有信心，敢拿這事和天下人打賭，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這種不理智。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所說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對此我有個答案，但不願爲此打賭，主要是怕對方輸了賴賬：此種不理智，總是起源於價值觀或信仰的領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國小說家還因作品冒犯了某種信仰，被下了決殺令，只好隱姓埋名躲起來。不管此種宗教的信仰者怎麼看，我總以爲，因爲某人寫小說就殺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這道命令已被取消，這位小說家又可以出來角逐布克獎了。對於這世界上的各種信仰，我並無偏見，對有堅定信仰的人我還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會導致偏執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詞，很有點說明意義：
跨過大海，屍浮海面，
跨過高山，屍橫遍野，
爲天皇捐軀，
視死如歸。
這是一首日本軍歌的歌詞，從中不難看出，對天皇的狂信導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慾望。一位知識分子對歌中唱到的風景，除了痛心疾首，不應再有其他評價。還有一支出於狂信的歌曲，歌詞如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