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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小的時候，有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有一天，我父親對我姥姥說，一畝地裏能打三十萬斤糧食，而我的姥姥，一位農村來的老實老太太，跳着小腳叫了起來：“殺了俺俺也不信！”她還算了一本細賬，說一畝地上堆三十萬斤糧，大概平地有兩尺厚的一層。當時我們家裏的人都攻擊我姥姥覺悟太低，不明事理。我當時只有六歲，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我姥姥是錯誤的。事隔三十年，回頭一想，發現我姥姥還是明白事理的。畝產三十萬斤糧食會造成特殊的困難：那麼多的糧食誰也喫不了，只好堆在那裏，以致地面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這樣的速度在地理上實在是駭人聽聞；十幾年後，平地上就會出現一些山巒，這樣水田就會變成旱田，旱田則會變成坡地，更不要說長此以往，華北平原要變成喜馬拉雅山了。
我十幾歲時又有過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我住的地方（我家在一所大學裏）有些大學生爲了要保衛黨中央、捍衛毛主席而奮起，先是互相揮舞拳頭，後用長矛交戰，然後就越打越厲害。我對此事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我認爲，北京城原來是個很安全的地方，經這些學生的努力之後，在它的西北郊出現了一大片槍炮轟鳴的交戰地帶，北京地區變得帶有危險性，故而這種做法能不能叫做保衛，實在值得懷疑。有一件事我始終想知道：身爲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人，身披鎧甲上陣與人交戰，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自我感覺如何？當然，我不認爲在這輩子裏還能有機會輪到我來親身體驗了，但是這些事總在我心中徘徊不去。等到我長大成人，到海外留學，還給外國同學講起過這些事，他們或則直愣愣地看着我，或則用目光尋找檯曆——我知道，他們想看看那一天是不是愚人節。當然，見到這種反應，我就沒興趣給他們講這些事了。
說到愚人節，使我想起報紙上登過的一條新聞：國外科學家用牛的基因和西紅柿做了一個雜種，該雜種並不到處跑着吞喫馬糞和腐殖質，而是老老實實長在地上，結出碩大的果實。用這種牛西紅柿做的番茄醬帶有牛奶的味道，果皮還可以做鞋子。這當然是從國外刊物的愚人節專號上摘譯的。像這樣離奇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比方說，用某種超聲波哨子可以使冷水變熱，用磚頭砌的爐竈填上煤末子就可以煉出鋼鐵，但是這些故事不是愚人節的狂想，而是我親眼所見。有一些時期，每一天都是愚人節。我在這樣的氣氛里長大。有一天，上級號召大家去插隊，到廣闊天地裏，“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我就去了，直到現在也沒有認真考較一下，自己的心臟是否因此更紅了一些。這當然也是個很特別的時期。消極地回顧自己的經歷是不對的，悲觀、頹廢、懷疑都是不對的。但我做的事不是這樣，我正在從這些事件中尋找積極的結論，這就完全不一樣了。
二
我插隊不久就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軍代表把我們召集起來，聲色俱厲地呵斥道：你們這些人，口口聲聲要保衛毛主席，現在卻是毛主席保衛了你們，還保衛了紅色江山，等等。然後就向我們傳達說，出了林彪事件，要我們注意盤查行人（我們在邊境上）。散了會後，我有好一段時間心中不快——像每個同齡人一樣，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我是喊過的。當然，軍代表比我們年長，又是軍人，理當在這件事上有更多的責任，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知青娃子實在難管，出了事先要詐唬我們一頓，這也是軍代表政治經驗老到之處。但是這些事已經不能安慰我了，因爲我一向以爲自己是個老實人，原來是這樣的不堪信任——我是一個說了不算的反覆小人！說了要保衛毛主席，結果卻沒有保衛。我對自己要求很嚴，起碼在年輕時是這樣的。經過痛苦的反思，我認爲自己在這件事上是無能爲力的，假如不是當初說了不負責任的話，現在就可以說是清白無辜了。我說過自己正在尋找積極的結論，現在就找到了一個。假設我們說話要守信義，辦事情要有始有終，健全的理性實在是必不可少。
有關理性，哲學家有很多討論，但根據我的切身體會，它的關鍵是：凡不可信的東西就不信，像我姥姥當年對待畝產三十萬斤糧的態度，就叫做有理性。但這一點有時候不容易做到，因爲會導致悲觀和消極，從理性和樂觀兩樣東西里選擇理性頗不容易。理性就像貞操，失去了就不會再有；只要碰上了開心的事，樂觀還會回來的。不過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到。從邏輯上說，從一個錯誤的前提什麼都能推出來；從實際上看，一個扯謊的人什麼都能編出來。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會遇到大量令人詫異的新鮮事物，從此迷失在萬花筒裏，直到碰上了釘子。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還以爲自己真能保衛毛主席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