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保持着樂觀、積極的態度,起碼在插隊時是這樣的。直到有一天患上了重病,加上食不果腹,病得要死。因此我就向領導要求回城養病。領導上不批准,還說我的情緒有問題。這使我猛省到,當時的情緒很是悲傷。不過我以爲人生了病就該這樣。舊版《水滸傳》上,李逵從梁山上下去接母親,路遇不測,老母被老虎喫了。他回到山寨,對宋江講述了這個悲慘的故事之後,書上寫着“宋江大笑”。你可以認爲宋江保持了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不過金聖嘆有不同的意見,他把那句改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聖嘆的意見,因爲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應該悲傷,哪有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雖然形勢一片大好(這一點現在頗有疑問),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覺得自己有理由悲傷。這個故事這樣講,顯得有點突兀,應當補充些緣由:伴隨着悲傷的情緒,我提出要回城去養病;領導上不批准,還讓我高興一點,“多想想大好形勢”。現在想起來情況是這樣:“四人幫”倒行逆施,國民經濟行將崩潰,我個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簡直該悲傷死纔好。不過我認爲,當年那種程度的悲傷就夠了。
我認爲,一個人快樂或悲傷,只要不是裝出來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樂,同情他的悲傷,卻不可以命令他怎樣怎樣,因爲這是違揹人類的天性的。衆所周知,人可以令驢和馬交配,這是違背這兩種動物的天性的,結果生出騾子來,但騾子沒有生殖力,這說明違背天性的事不能長久。我個人的一個祕密是在需要極大快樂和悲傷的公衆場合卻達不到這種快樂和悲傷應有的水平,因而內心驚恐萬狀,汗下如雨。1968年國慶時,我和一批同學擁到了金水橋畔,別人歡呼雀躍,流下了幸福的眼淚,我卻恨不能找個地縫鑽下去。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那就是作爲一個男性,我很不容易暈厥,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我不知道這些話有沒有積極意義,但我知道,按當年的標準,我在內心裏也是好的、積極向上的,或者說,是“忠”的,否則也不會有勇氣把這些事坦白出來。我至今堅信,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了我,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的種種心事,必定會拍拍我的腦袋說:好啦,你能做到什麼樣就做到什麼樣吧,不要勉強了。但是這樣的事沒有發生(恐怕主要的原因是我怕別人知道這些卑鄙的心事,把它們隱藏得很深,故而沒人知道),所以我一直活得很緊張。西洋人說,人人衣櫃裏有一具骷髏,我的骷髏就是我自己;我從不敢想象自己當了演員,走上舞臺,除非在做噩夢時。這當然不是影射什麼,我只是在說自己。
有關感情問題,我的結論如下,在這方面我們有一點適應能力。但是不可誇大這種能力,自以爲想笑就能笑、想哭就能哭。假如你扣我些工資,我可以不抱怨;無緣無故打我個右派,我肯定要懷恨在心。別人在這方面比我強,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說達到了他的程度。我們不能欺騙上級,誤導他們。這是老百姓應盡的義務。
三
麥克阿瑟將軍寫過一篇祈禱文,代他的兒子向上帝討一些品行。各種品行要了一個遍,又要求給他兒子以幽默感。假設別的東西不能保持人的樂觀情緒,幽默感總能。據我所見,我們這裏年輕人沒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在各種討論會上,時常有些頭頂禿光光的人,面露蒙娜·麗莎式的微笑,輕飄飄地拋出幾句,讓大家忍俊不禁。假如我理解正確的話,這種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種,本身帶有消極的成分。不要問我這些人是誰,我不是告密者;反正不是我,我頭頂不禿。我現在年登不惑,總算有了近於正常的理性;因爲無病無災,又有了幽默感,所以遇到了可信和不可信的事,都能應付自如。不過,在我年輕的時候,既沒有健全的理性,又沒有幽默感,那麼是怎麼混過來的,實在是個大疑問。和同齡人交流,他們說,自己或則從衆,或則聽憑樸素的感情的驅動。這種狀態,或者可以叫做虔誠。
但是這樣理解也有疑問。我見到過不少虔信宗教的人,人家也不幹荒唐事。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並不缺少理性,有好多大科學家都信教,而且堅信自己的靈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誠在理性的軌道之內,我們的虔誠則帶有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如此看來,問題不在於虔誠。必須指出的是,宗教是在近代纔開始合理的,過去也幹過燒女巫、迫害異端等勾當。我們知道,當年教會把布魯諾燒死了,就算我虔信宗教,也不會同意這種行爲——我本善良,我對這一點極有把握,所以肯定會去勸那些燒人的人:諸位,人家只不過是主張日心說,燒死他太過分了。別人聽了這樣的話,必定要拉我同燒,這樣我馬上會改變勸說的方向,把它對準布魯諾:得了吧,哥們兒,你這是何苦?去服個軟兒吧。這就是我年輕時做人的態度,這當然算不上理性健全,只能叫做頭腦糊塗;用這樣的頭腦永遠也搞不清楚日心說對不對。如果我說中國人裏大多數都像我,這肯定不是個有積極意義的結論。我只是說我自己,好像很富柔韌性。因爲我是柔順的,所以領導上覺得讓我怎樣都成,甚至在病得要死時也能樂呵呵。這是我的錯誤。其實我沒那麼柔順。
我的積極結論是這樣的:真理直率無比,堅硬無比,但凡有一點柔順,也算不了真理。安徒生有一篇童話《光榮的荊棘路》,就是獻給這些直率、堅硬的人,不過他提到的全是外國人。作爲中國的知識分子,理應有自己的榜樣。此刻我腦子裏浮現出一系列名字:陳寅恪教授,馮友蘭教授,等等。說到陳教授,我們知道,他窮畢生精力,考據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話本《再生緣》。想到這件事,我並不感到有多振奮,只是有點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