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童稚狀態 (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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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會學》這本書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國是怎樣判決淫穢書的：起訴人從大部頭書裏摘出一段來，念給陪審員聽，然後對他們說：難道你希望你們的孩子讀這樣的書嗎？結果海明威、勞倫斯、喬伊斯就這樣被禁掉了。我不知道我們國家裏現在有沒有像海明威那樣偉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話，他一定爲難以發表作品而苦惱。海明威能寫出讓起訴人滿意的書嗎？不能。

我本人就是個作者。任何作者的書出版以後，會賣給誰他是不能夠控制的。假如一位嚴肅作家寫了性，儘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達生活的真諦，也不能防止這書到了某個男孩子手裏，起到手淫前性喚起的作用。故此社會對作家的判決是：因爲有這樣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書不能出。這不是太冤了嗎？但我以爲這樣的事還不算冤，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比他還要冤。事實上社會要求每個嚴肅作家、專業作者把自己的讀者想象成十六歲的男孩子，而且這些男孩似乎還是不求上進、隨時要學壞的那一種。

我本人又是個讀者，年登不惑，需要看專業書，並且喜歡看嚴肅的文學書，但是市面上只有七十二個故事的《十日談》、節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馬克，還有一些性心理學、性社會學的書，不客氣地說，出得完全是烏七八糟。前些日子買了一本福柯的《性史》，根本看不懂，現在正想辦法找英文本來看。這種情形對我是一種極大的損害。在此我毫不謙虛地說，我是個高層次的讀者，可是書刊檢查卻拿我當十六歲的孩子看待。

這種事情背後隱含着一個邏輯，就是我們國家的出版事業必須就低不就高。一本書能不能出，並不取決於它將有衆多的有藝術鑑賞力或者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應該對他們有益，而是取決於社會上存在着一些沒有鑑賞力或沒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不能對他們有害。對我來說，書刊審查不是個性環境，而是個知識環境問題，對其他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的。這一點是《性社會學》上沒有提到的。二三十年代，有頭腦的美國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歐洲待着。後來希特勒把知識分子又都攆回到美國去，所以美國纔有了科學發達、人文薈萃的時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歐洲燒書、殺猶太人，我敢說現在美國和歐洲相比，依然是個土得掉渣的國家。我不敢說國內人才凋零是書刊檢查之故，但是美國如果現在出了希特勒，我們國內的人才一定會多起來。

假如說市場上有我需要的書，可能會不利於某些頑劣少年的成長的話，有利於少年成長的書也不適合於我們。這一點與意識形態無關。舉例而言，《雷鋒的故事》這樣的書對青年有益，把它譯成英文，也很適合西點軍校的學員閱讀，但是對於那些禿頂教授，就不那麼適宜。再比方說，《羅蘭小語》、瓊瑤的小說，對美國high school的女生很適宜（可惜的是美國這類書已經很多了），但是對於年過四旬，拿了博士學位，在大學裏講社會學的知識分子就不適宜，如果強要他們讀的話，大概會感到有點噁心。這種人甚至會讀Story of O，雖然你問他時他不一定肯承認。有人會爭辯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應該爲他們做犧牲。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犧牲的代價是讓成人也變成孩子。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們根本就不會有什麼未來。

現在美國和歐洲把成人和兒童的知識環境分開，有些書、有些電影兒童不能看。這種做法的背後的邏輯是承認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無須法庭、教會來決定哪些他能夠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這不僅是因爲成人接觸這些知識是無害的，也不僅僅是因爲這些知識裏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還因爲這是對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現代社會的前景是每個人都要成爲知識分子，限制他獲得知識就是限制他的成長。而正如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裏指出的，目前中國人面對的知識環境是一種童稚狀態，處於弗洛伊德所說的肛門時期。也許，因爲種種原因，特別是歷史原因，我們眼下還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那麼，下一步怎麼辦？一種做法是繼續保持童稚狀態，一種做法是擺脫童稚狀態，準備長大。相信前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喬治·奧威爾在《1984》裏杜撰的口號——無知即力量；相信後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下一步”當然不是把日曆翻過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應當是日曆永遠翻不到的明天。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3年第6期《讀書》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