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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和李銀河合作完成了對中國男同性戀的研究之後，出版了一本專著，寫了一些文章。此後，我們仍同研究中結識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聯繫。除此之外，還收到了不少讀者的來信。最近幾年，雖然沒有對這個問題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終關注着這一社會問題。
從1992年到現在，關注同性戀問題的人已經多起來。有不少關於同性戀的研究發表，還有一些人出來做同性戀者的社會工作，我認爲這是非常好的事情。當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現之前就能有人來關注同性戀的問題，那就更好一些。據我所知，因爲艾滋病流行纔來關注這個問題，是件很使同性戀者反感的事情。我們的研究是出於社會學方面的興趣，這種研究角度，調查對象接受起來相對而言比較容易些。
做科學研究時應該價值中立，但是作爲一個一般人，就不能迴避價值判斷。作爲一個研究者，可以迴避同性戀道德不道德這類問題，但作爲一個一般人就不能迴避。應該承認，這個問題曾經使我相當地困惑，但是現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個人愛一個同性，那個人又愛他，那麼此二人之間發生性關係，簡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傷害別人的事，談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戀伴侶也會有很深、很長久的關係，假如他們想要做愛的話，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反對他們。我總覺得長期、固定、有感情的性關係應該得到尊重。這和尊重婚姻是一個道理。
這幾年，我們聽到過各種對同性戀的價值判斷，有人說：同性戀是一種社會醜惡現象，同性戀不道德，等等。因爲我有不少同性戀者朋友，他們都是很好的人，我覺得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所以這些話曾經使我相當難過。但現在我已經不難過了。這種難過已經變成了一種泛泛的感覺：在我們這裏，人對人的態度，有時太過粗暴、太不講道理。按現代的標準來看，這種態度過於原始——這可能是傳統社會的痕跡。假如真是這樣，我們或許可以期望將來情況會變得好些。
我對同性戀者的處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終生戀人，渴望能終生廝守，但現在卻是不可能的，這就讓人更加同情。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對愛情忠貞不渝的人總是讓人敬重。但是同性戀圈子裏有些事我不喜歡，那就是有些人中間存在的性亂。和不瞭解的人發生性關係，地點也不考究；不安全、不衛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國外有些同性戀者認爲，從一而終，是異性戀社會里的陳腐觀念，他們就喜歡時常更換性伴。對此我倒無話可說。但一般來說，性亂是社會里的負面現象，是一種既不安定又危險的生活方式。一個有理性的人總能相信，這種生活方式並不可取。
衆所周知，近幾年來人們對同性戀現象的關注，是和對艾滋病的關注緊密相聯的。但艾滋病和男同性戀的關聯，應該說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國外近幾年的情況是：艾滋病的主要傳播渠道不再是男同性戀，它和其他性傳播疾病一樣，主要在社會的下層流傳。這是因爲人們知道了這種病是怎麼回事，素質較高的人就改變自己的行爲方式來預防它。剩下一些素質不高的人，纔會患上這種病。沒有錢、沒有社會地位、沒有文化，人很難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倒以爲，假如想要防止艾滋病在中國流行，對於我國的流浪人口，不可掉以輕心。
艾滋病發現之初，有些人說：這種病是上帝對男同性戀者的懲罰。現在他們該失望了——不少靜脈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我覺得人應該希望有個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們自己一樣壞是不對的。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樂趣就是發掘別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後盼着人家倒黴。謝天謝地，我不是這樣的人。
鑑於本文將在醫學雜誌上發表，“醫者父母心”，一種人文的立場可能會獲得更多的共鳴。我個人認爲，享受自己的生活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頭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帶來種種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資源。而同性戀是同性戀者在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醫學沒有辦法把同性戀者改造成異性戀者——我猜這是因爲性傾向和人的整個意識混爲一體——所謂矯治，無非是剝奪他的性能力。假如此說屬實，矯治就沒什麼道理。有的人渴慕異性，有些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對愛情的態度是一樣的，歧視和嘲笑是沒有道理的。歷史上迫害同性戀者最力者，或則不明事理，或則十分偏執——我指的是中世紀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納粹分子——中國歷史上沒有迫害同性戀的例子，這可能說明我們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執，這種好傳統應該發揚光大。我認爲社會應該給同性戀者一種保障，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舉例來說，假如有一對同性戀者要結婚，我就看不出有什麼不可以。
至於同性戀者，我希望他們對生活能取一種正面的態度，既能對自己負責，也能對社會負責。我認識的一些同性戀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很好的工作能力。我總以爲，像這樣一些朋友，應該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個樣子。我是個異性戀者，我的狹隘經驗是：能和自己所愛的女人體面地出去喫飯，在自己家裏不受干擾地做愛比較好。至於在街頭巷尾勾個性伴，然後在個骯髒地方瞎弄幾下是不好的。當然，現在同性戀者很難得到這樣的條件，但這樣的生活應該是他們爭取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