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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對我國的同性戀現象進行研究時，常常爲這樣的問題所困擾：你們爲什麼放着很多重大問題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戀？假如這種詰難來自社會學界同仁，並不難答覆。正文中將有專門的章節討論做同性戀研究的原因。難於答覆的是來自一般人的詰難。故此這個問題又可以表述爲：你們作爲社會學者，爲什麼要研究同性戀？回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並不在於我們缺少研究同性戀的理由，而在於我們缺少做出答覆的資格。衆所周知，只有一門科學中的出類拔萃之士，纔有資格代表本門科學對公衆說話。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做出解釋。我們做這項研究所受到的困擾，不只是詰難，而且在於，社會中有一部分人不贊成研究同性戀。毛澤東曾說，對牛彈琴，如果去掉對聽琴者的藐視，剩下的就只是對彈琴者的嘲弄。雖然如此，我們仍不揣冒昧，不懼嘲弄，要對公衆陳述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立場，以及根據這樣的立場，對同性戀的研究爲什麼必不可少。
半個世紀以前，在文化人類學中處於泰山北斗地位的馬林諾夫斯基爲費孝通所著的《江村經濟》一書作序時，對費孝通的工作給予極高的評價。馬林諾夫斯基認爲，這本書的最大優點在於，它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進行觀察的結果。正因爲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它是一個實地調查者最珍貴的成就。
費孝通的研究對象是一個社區，包括了社區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樣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與我們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這項研究中有一些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記取。這就是，作爲土生土長的人，對熟悉的人羣做實在的觀察，不迴避生活的每一個側面。這種實在的作風乃是出於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夠解決問題，因爲真理不是別的而是人對真正的事實和力量的實事求是。”站在這種信念的對立面的，是學院式的裝腔作勢，是“以事實和信念去迎合一個權威的教義”。於是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科學便被出賣了”。
我們發現，在社會科學的出發點方面，有兩種對立的立場：一種是說，科學在尋求真理，真理是對事實的實事求是；另一種則說，真理是由一種教義說明的，科學尋求的是此種真理正大光明的頌詞。一種說，科學不應屈服於一種權威的教義；另一種說，科學本身就是權威的教義。一種說，不應出賣科學；一種則說，不存在出賣的問題，它自從出世，就在買方手中。一種說，在科學中要避免學院式的裝腔作勢；另一種則說，科學本身不是別的，恰恰就是學院式的裝腔作勢。一種說，科學是出於求知的努力，是永不休止的學習過程；另一種則認爲，科學原質是天生所有的，後天的求學乃是養浩然正氣，凡有助於正氣的，可以格致一番，而不利於正氣的，則應勿視勿聽，以求達到思無邪的境界。
站在前一種立場上，我們認爲，中國的同性戀現象是一種真正的事實，不能對它視而不見，必須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國現有的同性戀羣體是什麼樣子的。而站在後一種立場上，我們會發現自己是發瘋了。這種研究不風雅，也難以學院式的口吻來陳述。最主要的是，在這項研究中，不能夠直接表現出我們社會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多麼的正確和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