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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兩個月前寫的一篇文章裏說過這樣一句：“多印幾本近代、現代的西方文學名著，又有什麼不好呢？”這句話似乎問得奇怪。其實並不稀奇，我們這裏的確有人認爲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讀書比讀書好。林彪和“四人幫”掌權的時候，他們就這樣說、這樣辦，除了他們喜歡的和對他們有利的書以外，一切都不準印，不準看。他們還搞過焚書的把戲，學習秦始皇，學習希特勒。他們煽動年輕學生上街大“破四舊”，一切西方名著的譯本都被認爲是“封、資、修”的舊東西，都在“大破”之列。我還記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張春橋在上海發表談話說四舊破得不夠，紅衛兵還要上街等等。於是報紙發表社論，大講“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當天晚上就有幾個中學生破門而入，把一隻繪着黛玉葬花的古舊花瓶當着我的面打碎，另一個學生把一本英國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拿走，說是準備對它進行批判。我不能說一個“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間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學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讀了少得可憐的幾本書，就大放厥詞，好像整個中國只有她一個人讀過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書給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爲住房縮小，無處放書，只好秤斤賣出，還有人被迫改行，以爲再也用不上這些“封、資、修”的舊貨，便拿去送人或者賣到舊書店去。西方文學名著有漢譯本的本來就不多，舊社會給我們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間出現過一些新譯本，但數量也很有限，遠遠不能滿足讀者需要。經過“四人幫”對西方文學名著一番“清洗”之後，今天在書店裏發賣的西方作品（漢譯本）實在少得可憐，因此書店門前讀者常常排長隊購買翻譯小說。讀者的要求是不是正當的呢？有人不同意，認爲中國人何必讀西方的作品，何況它們大多數都是“封、資、修”？這就是“四人幫”的看法。他們在自己的四周畫了一個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塗掉、一筆抹煞，彷彿全世界就只有他們。“沒有錯，老子天下第一！”把外來的賓客都看作來朝貢的，拿自己編造的東西當成寶貝塞給別人。他們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醜。江青連《醉打山門》是誰寫的都搞不清楚，還好意思向外國人吹噓自己對司湯達爾“頗有研究”！自己無知還以爲別人也同樣無知，這的確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幫”下臺之後，我們纔可以把頭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發現我們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後一二十年。那麼究竟是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咬緊牙關、往前趕上好呢，還是把門關緊、閉上眼睛當“天下第一”好？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現在的問題是趕上別人，那麼先要了解別人怎麼會跑到我們前面。即使我們要批判地學習外國的東西，也得先學習，學懂了才能批判。像“四人幫”那樣連原書也沒有捱過，就用“封、資、修”三頂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學名著頭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後又怎樣呢？還要不要學，要不要趕呢？有些人總不放心，把西方文學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喫到，先惹一身羊騷。有些人認爲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就難免沒有毒素，讓我們的讀者中毒總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強出了，也不妨刪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黃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發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確的”前言，“四人幫”就是這樣做了的。其實誰認真讀過他們寫的那些前言？
“四人幫”終於垮臺了。他們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他們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歷史會清算這筆賬！他們還禁、毀了成千上萬的書。人的冤案現在陸續得到平反，書的冤案也開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幾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裏，一個女青年拿着一本書在讀，人們看見她讀得那樣專心，就問她讀的是什麼書，看到她在讀小說《家》，大家就告訴她這是一株大毒草，終於說服了她把《家》當場燒掉，大家一起批判了這本毒草小說。我讀了這篇文章，不免有些緊張，當晚就做了一個夢：希特勒復活了，對着我大聲咆哮，說是要焚書坑儒。今天回想起來，實在可笑。我也太膽小了，以“四人幫”那樣的權勢、威力、陰謀、詭計，還對付不了我這本小說，燒不盡它，也禁不絕它。人民羣衆纔是最好的裁判員。他們要讀書，他們要多讀書。讓“四人幫”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見鬼去吧。我還是那一句話：“多印幾本西方文學名著有什麼不好呢？”
1月2日
*巴金夫人蕭珊（文見《懷念蕭珊》）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月十六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