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官意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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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藝術家，我只能說是文藝的愛好者。其實嚴格地說，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說我是寫家倒更恰當些。“寫家”這兩個字是老舍同志在重慶時經常使用的字眼，那個時候還不常用“作家”這個詞組。我們曾被稱爲“小說家”。記得一九三三年上海《東方雜誌》徵文欄發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書面意見，兩個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說家”的頭銜。老舍同志不用“小說家”的稱呼而自稱“寫家”，只能說是他很謙虛。我稱自己爲寫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話，我只是寫寫罷了。對於寫作之道和文學原理等等，我是說不清楚的。最近有幾位法國漢學家到我家裏作客，閒談起來，一位年輕的客人知道我就要着手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問我倘使寫成它將是一部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回答說我寫小說連提綱也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寫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傾吐我真摯的感情。至於我的小說屬於什麼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的現實主義？或者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應當由讀者和評論家來講話。作爲“寫家”，我講不出什麼。但作爲讀者，我還是有發言權，對自己的作品也好，對別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對寫作的事情，對具體的作品，我還是有自己的意見。我並不敢說自己的看法正確，但有時候我也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它們和評論家甚至“長官”的高見不同，我也會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兩年有一兩位過去在《上海文學》或《收穫》作過編輯的朋友對我說，張春橋在上海“作官”的時候，對他們罵過我。我又想起在批鬥我的會上有人“揭發”刊物編輯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張春橋的責備。當時張春橋是被認爲“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是“好人”，他罵了我就說明我是“反動派”，是“壞人”。在“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藝也好，作家也好，都應當是他們的馴服工具。他們隨便胡說什麼，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們照辦。我記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來潮，說出版社的首要任務是“出人”。出版社不出書，卻出人，那麼學校幹什麼呢？可是徐某某是“長官”，大家都要學習他的“新的提法”。本來是胡說，一下子就變成了“發展”。“三突出”、“三陪襯”等等的“三字經”不也是這一類的胡說嗎？想想看，一個從事創作的人發明了種種的創作方法來限制自己，等於在自己的周圍安置了種種障礙，除了使自己“行路難”之外，還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又如張春橋過去大吹“寫十三年”<sup>[2]的“高見”，北京有人剛剛表示懷疑，他就大發脾氣。他在上海的時候，你要反對“大寫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實誰也知道這種“高見”並不高明，也無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記得還有一位主張“寫十三年”的“長官”，有人請他看話劇，他問，“是不是寫十三年的？寫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出戏偏偏比十三年多兩三個月。他一本正經地說：“不是寫十三年的，我不看。”

這並不是笑話。上面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見的。雖然請看戲的人和被請看戲的人都已離開人世，但那位只看“寫十三年”的人因爲是“長官”，人死了，餘威猶在，還可以嚇唬一些人。的確有一些人習慣了把“長官意志”當作自己的意志，認爲這樣，既保險，又省事。所以張春橋和姚文元會成爲“大理論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權威”。當然這有許多原因，張、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兩根大棒。難道這和“既保險、又省事”的人生哲學就沒有一點關係嗎？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我家裏的確有按照“長官意志”寫成的小說，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結合”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所謂“三結合”，說清楚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活”，一個人“出技巧”，一個人“出思想”。聽起來好像我在說夢話，但這卻是事實。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聽見上海惟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說過今後要大大推廣這個方法。最後他還訓了我幾句。他早就認識我，第一次當官有了一點架子，後來靠了邊，和我同臺挨批鬥，偶爾見了面又客氣了，第二次“上臺”就翻臉不認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權，的確大大地推廣了“三結合”的創作方法。那個時期他們如法炮製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幫”的私貨強加給作者。反正你要出書，就得聽我的話。於是到處都是“走資派”，“大寫走資派”成風。作者原來沒有寫，也替他硬塞進去，而且寫進去的“走資派”的級別越來越高。我說句笑話，倘使“四人幫”再多鬧兩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義》裏去找“走資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寫了大、小“走資派”以後來不及出版，“四人幫”就給趕下了政治舞臺。“走資派”出不來了，怎麼辦？腦子靈敏的人會想辦法，便揪出“四人幫”來代替，真是“戲法人人會變”。於是我們的“文壇”上又出現了一種由“反走資派”變爲“反四人幫”的作品。這樣一來，吹捧“四人幫”的人又變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長官”點了頭，還有什麼問題呢？即使讀者不賣賬，單單把書向全國大小圖書館書架上一放，數目也很可觀了。可能還有人想：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了不起的“創舉”呢！

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寫家”再說幾句：爲什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現了文藝活躍的局面，魯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許多作品相繼問世，而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文藝園中卻只有“一花”獨放、一片空白，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或則擱筆改行，或則給摧殘到死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1月25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2]“十三年”：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