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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直截了當地談點有關文學的事情。我講的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常常這樣想：文學有宣傳的作用，但宣傳不能代替文學；文學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學。文學作品能產生潛移默化、塑造靈魂的效果，當然也會做出腐蝕心靈的壞事，但這二者都離不開讀者的生活經歷和他們所受的教育。經歷、環境、教育等等都是讀者身上、心上的積累，它們能抵抗作品的影響，也能充當開門揖“盜”的內應。讀者對每一本書都是“各取所需”。塑造靈魂也好，腐蝕心靈也好，都不是一本書就辦得到的。只有日積月累、不斷接觸，才能在不知不覺間受到影響，發生變化。
我從小就愛讀小說，第一部是《說岳全傳》，接下去讀的是《施公案》，後來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讀了半部，像《楊香武三盜九龍杯》之類的故事當時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後面的找不到了。我記得兩三年中間幾次夢見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興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說，我一定會大中其毒，作了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了。十多年前人們批鬥我的時候的確這樣說過，但那是“童言無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讀這一部書，而且反覆地讀，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見書就讀的毛病，而且習慣了爲消遣而讀各種各樣的書，各種人物、各種思想在我的腦子裏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歲，不曾中毒死去，那麼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說：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溫室裏度餘年了。
我正是讀多了小說纔開始寫小說的。我的小說不像《說岳全傳》或者《彭公案》，只是因爲我讀得最多的還是外國小說。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公寓的五層樓上開始寫《滅亡》的一些章節。我說過：“我有感情必須發泄，有愛憎必須傾吐，否則我這顆年輕的心就會枯死。所以我拿起筆，在一個練習本上寫下一些東西來發泄我的感情、傾吐我的愛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時，就攤開練習本，一面聽巴黎聖母院的鐘聲，一面揮筆，一直寫到我覺得腦筋遲鈍，才上牀睡去。”
那麼“我的感情”和“我的愛憎”又是從哪裏來的呢？不用說，它們都是從我的生活裏來的，從我的見聞裏來的。生活的確是藝術創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嚴肅的作家都是從這惟一的源泉裏吸取養料，找尋材料的。文學作品是作者對生活理解的反映。儘管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對有錯，但是離開了生活總不會有好作品。作家經常把自己的親身見聞寫進作品裏面，不一定每個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說作品裏就沒有作者自己。法國作家福樓拜說愛瑪·包瓦利是他自己；郭老說蔡文姬是他。這種說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裏也有我自己，有時在覺慧身上，有時在覺民身上，有時在劍雲身上，或者其他人的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談談對《紅樓夢》的看法。他是紅學家，我卻什麼也不是，談不出來，我只給他寫了兩三句話寄去。我沒有留底稿，不過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記。我說：“《紅樓夢》雖然不是作者的自傳，但總有自傳的成份。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裏，接觸過小說中的那些人物，他怎麼寫得出這樣的小說？他到哪裏去體驗生活，怎樣深入生活？”
說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寫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領。解放後我想歌頌新的時代，寫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夠，經常浮在面上，也談不到熟悉，就像蜻蜓點水一樣，不能深入，因此也寫不出多少作品，更談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復旦大學中文系，有一些外國留學生找我去參加座談會，有人就問我：“爲什麼不寫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問題就在於我想寫新的人。”結果由於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與“熟悉”，雖然有真摯的感情，也只能寫些短短的散文。我現在準備寫的長篇就是關於十多年來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遭遇。我熟悉這種生活，用不着再去“深入”。我只從側面寫，用不着出去調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