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關於麗尼同志[1]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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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我寫過一篇創作回憶錄《關於〈春天裏的秋天〉》，談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實關於郭可談的事不少，我雖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腦子裏至今還保留着這個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時間，倘使他能夠關起門來寫作，他一定會給我們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這裏用了“關起門來寫作”這個詞組，並沒有特殊的意義，我只是想說不受到干擾。而在郭，這就是生活上的干擾。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上海的小家庭給打掉了，他爲了一家人的生活，東奔西跑，最後到國民黨政府機關裏工作，混一口飯喫。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沒有人向他約稿逼稿，他寫好文章也不知道該寄到哪裏去換稿費。我同他失去聯繫大約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頭遇見了他。我是從廣州“逃難”到桂林的。他跟着機關從湖南某地遷往四川，經過這裏，暫時住在旅館裏面。我們交談了幾句，聽見警報聲，就匆匆地分別了。當時我準備在桂林復刊《文叢》，向他拉稿，他答應把身邊寫好的稿子給我。第二天早晨他到東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來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說，還有好幾篇文章，打算校改後全交給我。他還說，他翻譯了契訶夫的幾個劇本，譯稿都帶來了。我們正談得高興，警報的汽笛聲又響了起來。我們一起從後門出去躲避。

我們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廟裏看見敵機向城內投彈，看見大股上升的塵土，看見火光。郭擔心他的行李，他估計他住的旅館就在中彈的地區。警報剛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後來進了城去找他。但是路給攔住了，走不過去。這次大概是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轟炸，街上亂糟糟的。

下午我進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個旅館，眼前只有一大堆還在冒煙的瓦礫。他也來了。他想在瓦礫堆裏找尋他的東西。有兩三個老媽媽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麼。他看見我，搖搖頭說：“燒光了。”我問他：“怎麼辦？”他笑了笑，說：“今天就走，都準備好了。我來看一下。”他的笑中帶了點苦味。我問：“稿子呢？”我感到留戀，又感到茫然。他說：“反正現在沒有用，沒有人要，燒了也就算了。”我心裏難過，知道他也不好過。我還記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年初我帶着他的散文到北平，終於把它介紹給靳以在《文學季刊》裏發表了一組，後來又介紹給上海的黃源在《文學》月刊裏發表了另一組，然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個散文集《黃昏之獻》，我不僅是叢書的主編，我還是這本集子的校對人。我這樣做，只是因爲我喜歡他的散文，我甚至想說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在《黃昏之獻》以後，我還編印了他的兩本散文集《鷹之歌》和《白夜》。我準備着編輯他的第四本散文集子。“燒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話，彷彿迎頭給我一瓢冷水。但是我搖了搖頭，我說：“不要緊，你再寫。你寫了給我寄來。”

這一天他離開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裏，攤開他給我送來的手稿，我讀着：

……我記得，在一次夜行車上，我曾經一手摟着發熱的孩子，用另一隻手在一個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鉛筆，興奮而又慚愧地，藉着月光，寫下了幾個大字：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他寫得多好啊！我記得就在我來桂林之前在廣州市一個碼頭，僱小艇轉到我們租賃的木船，小艇沿着沙岸緩緩地流去，岸上的景物開始變爲模糊，我用留戀的眼光看那些熟習的街道，和熟習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敵軍進城以後它們的“命運”，我不停地在心裏說：“廣州，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那個時候我多麼愛這個我們就要失去的美麗的城市！那個時候我才懂得它是多麼美麗，多麼牽繫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話裏包含着多麼深、多麼豐富的感情。在抗戰的年代裏我不知道多少次反覆說着這一句話，我常常含着眼淚，但是我心裏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時候我也相信我們美麗的土地是敵人奪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