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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時期,在我們的小孩中間養成了一種習慣:看電影、看戲,或者聽人講故事,只要出來一個人,孩子就要問:好人?壞人?得到了回答,他們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壞人做壞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樣就用不着他們操心了。
當時我們這些所謂大人常常笑孩子們“頭腦太簡單”,認爲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來太複雜”。其實不見得。“大人”簡單化起來,也會只是在“好人”、“壞人”這兩個稱呼上面轉來轉去。因此林彪談“好人打壞人”、“壞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場。明明是胡說八道,卻有人把它們當作“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還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沒有考慮過真假和信與不信,總之長官說了就算數,用不着自己動腦筋。張春橋、姚文元說:“巴金是壞人”,他當然就是壞人。有一個時期,好幾年吧,我就是壞人。大家都把我當作壞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國都把我當作壞人。只有我的愛人有時候還說我不是壞人,有一回我看見她給一個朋友的孩子寫信說:“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壞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當壞人看,但他們自己也給當作壞人關進“牛棚”了。我記得蕭珊對我講過一個笑話:朋友的兒子問他媽媽,怎麼壞人都是老頭子,因爲他媽媽帶孩子到機關來,看到我們這些作家受批鬥或者站在草地上“示衆”,自報罪行,我們或則滿頭白髮,或則頭髮花白,或則禿頭,在孩子的眼裏都是老朽。這個笑話蕭珊當時是帶着痛苦的表情講出來的。爲什麼我們一下子都變成了壞人呢?就拿我來說,我還是選出來的這個作家協會分會的主席呢!說穿了,理由也很簡單: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長官。長官當然正確。
多少年來就是這樣。長官說你是壞人,你敢說你不是壞人?
對長官的信仰由來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託在包青天的身上,創造出種種離奇的傳說。還有人把希望寄託在海青天的身上,結果吳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島海口市也曾訪過海瑞墓,幸而我沒有寫文章發議論,不然我早就跟吳、周兩位一起走了,輪不到我在這裏饒舌。
說實話,對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欽佩。不過我始終有個疑問:青天一個人就能解決問題?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爭氣,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個青天,兩個青天,能解決多少問題呢?即使真有那麼一個“青天”,他要是沒有一批實幹、苦幹的得力幹部,要是沒有真心支持他的廣大羣衆,單單靠一個好人、一番好意,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