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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好人也罷,相信長官也罷,二者其實是一樣。總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甚至交給某一個兩個人,自己一點也不動腦筋,只是相信別人,那太危險了。碰巧這一兩個人是林彪、江青之類,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錯;好人做錯事,怎麼辦?至於壞人呢?壞人做起壞事來,不只是一件、兩件啊!
一九七〇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統的“五·七幹校”裏參加過一個批判會。挨鬥的是兩個音樂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個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劇的曲調歌頌江青。據說江青反對越劇,認爲越劇的曲調是“靡靡之音”,這個人用江青反對的曲調歌頌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理由實在古怪、滑稽,但事實確是這樣。在這次批判會上並不見江青出席講話,也沒有人代念她的“書面發言”。講話的還是在“幹校”裏常見的那些人,他們今天可能還活躍。這是可以理解的,誰能說自己一貫正確呢?既然我們相信長官,長官把我們帶到哪裏,我們就只好跟到哪裏。長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長官是林彪,就“誓死保衛”,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難道這是一場大夢嗎?
現在總算醒過來了。這十多年並不是白白過去的。經過這樣的鍛鍊和考驗之後,我們大概比較成熟了吧,我們不再是小孩了。總得多動腦筋,多思考吧。
3月28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