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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半月沒有記下我的“隨想”，只是因爲我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法國去訪問了將近三個星期。在巴黎我遇見不少人，他們要我談印象，談觀感。時間太短了，走馬看花，匆匆一瞥，實在談不出什麼。朋友們說，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過幾個月，拿過去同現在比較，你覺得變化大不大。我不好推脫，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華了，更美麗了。”這種說法當然“不夠全面”。不過我的確喜歡巴黎的那些名勝古蹟，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紀念碑。它們似乎都保存了下來。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個時期我朝夕瞻仰的盧騷的銅像不見了，現在換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樣的盧騷，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並不是我所熟悉的那個拿着書和草帽的“日內瓦公民”，而是一位書不離手的哲人，他給包圍在數不清的汽車的中間。這裏成了停車場，我通過並排停放的汽車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個下着小雨的黃昏，我站在這裏，向“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傾吐我這樣一個外國青年的寂寞痛苦。我從《懺悔錄》的作者這裏得到了安慰，學到了說真話。五十年中間我常常記起他，談論他，現在我來到像前，表達我的謝意。可是當時我見慣的銅像已經給德國納粹黨徒毀掉了，石像還是戰後由法國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國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樣佇立了。先賢祠前面的景象變了，巴黎變了，我也變了。我來到這裏，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隻立了片刻。難道我就心滿意足，再沒有追求了嗎？不，不！我回到旅館，大清早人靜的時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年前問過自己的那句話：“我的生命要到什麼時候纔開花？”這個問題使我苦惱，我可以利用的時間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時都是追不回來的。在我的腦子裏已經成形的作品，不能讓它成爲泡影，我必須在這一段時間裏寫出它們。否則我怎樣向讀者交代？我怎樣向下一代人交代？
一連三個大清早我都在想這個問題，結束訪問的日期越近，我越是無法擺脫它。在國際筆會法國分會的招待會上我說過，這次來法訪問我個人還有一個打算：向法國老師表示感謝，因爲愛真理、愛正義、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愛人間美好的事物，這就是我從法國老師那裏受到的教育。我在《隨想錄》第十篇中也說過類似的話。就在我瞻仰盧騷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學中文系師生爲我們代表團舉行歡迎會，有兩位法國同學分別用中國話和法國話朗誦了我的文章，就是《隨想錄》第十篇裏講到我在巴黎開始寫小說的那一大段。法國同學當着我的面朗誦，可能有點緊張，但是他們的態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話我都聽得懂。沒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隨想錄》的讀者！我聽着，我十分激動。我明白了，這是對我的警告，也是對我的要求。第一次從法國回來，我寫了五十年（不過得扣除被“四人幫”奪去的十年），寫了十幾部中長篇小說；第二次從法國回來，怎麼辦？至少也得寫上五年……十年，也得寫出兩三部中長篇小說啊！
在巴黎的最後一個清晨，在羅曼·羅蘭和海明威住過的拉丁區巴黎地納爾旅館的七層樓上，我打開通陽臺的落地窗門，涼涼的空氣迎面撲來，我用留戀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時間過得這麼快！我就要走了。但是我不會空着手回去。我好像還有無窮無盡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我有這樣多的朋友，我有這樣多的讀者。我拿什麼來報答他們？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話：
“就讓我做一塊木柴吧。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給人間添一點點溫暖。”（見《旅途隨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