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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乘車時讀的書是專門挑選出來的。如《Reader'sDigest》、《NewYorker》、《Time》都是我乘車時的最佳讀物。它們便於攜帶，內容又多是美國社會的熱門話題，讀起來立刻使人很投入，還有一點，這些雜誌的重點文章的長度一般與我的旅途相仿，這樣我可以在下車後將它“遺忘”在坐椅上，它或許可以使另一位乘客的旅途沉悶得以減緩。從閱讀中獲得的充實感使旅途無形中縮短了，主觀感覺上一定會比自己駕車短許多。尤其是交通不順暢情形下的駕駛，滿腹怒氣又無處發泄，那樣的一分鐘可以長得像半輩子。
不過我也因爲乘車讀書闖過禍。十多年前的一個禮拜日，我爸爸約了幾位客人一同晚餐，家裏人手不夠，便打發我去北京的西單菜市場買兩條魚和半隻火腿。我當時正在讀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須把自己囚於其中方能讀出所以然的書。從西單菜場回家的電車上，我已在《城堡》深處。只聽售票員吆喝：“北太平莊啦！”腳先於我的意識，我已躥出車門，而腦子裏仍是《城堡》的種種迷津。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開門便問：“東西呢？”我反問：“什麼東西？”爸爸眼睛鼓了起來：“咦，等你買的魚和火腿呀！”我嘴一下子張開——東西全忘在車上了。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罵也罵不出的樣子：女兒畢竟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個客。他幾乎捶胸頓足：“你讓客人喫什麼？！”他頂好客又頂怕虧待客人。我趕忙認錯“我讀書讀糊塗了。要不，我再跑一趟？”當然是來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時菜場來了鮮魚，排隊至少也要個把鐘頭。
到了美國，正和我先生在戀愛階段，一天一個女友得了感冒，臨時請我代她打一天工。所謂的“工”是照料一個兩歲的小女孩，每小時有五塊現款的工錢。小女孩的母親是一位藝術評論家，當時正在趕寫一篇舞蹈評論文章。她匆匆教給我換尿布、餵飯、放卡通片等技術要領，就潛入地下室寫作去了。我先生（那時還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電話來，說他下班會很晚，可能酒店已關門了。我自告奮勇，說打完工我立刻就去買酒，我知道這瓶酒對他的重要性。他父母一年只在聖誕前夜喝一瓶Hennesy，而他們住在以摩門教爲主要宗教的鹽湖城，那裏的酒比別處貴很多，因此這瓶總是由他們的兒子做禮物送給他們。這已經成了他們的家庭傳統。我結束了八小時對換尿布和卡通片的經營，拿到四十塊錢現款，買了酒並請店員給了它最豪華的節日包裝。天擦黑時我己擠在下班人羣裏走進了地鐵。一找到個光線較好的位置，我馬上打開隨身帶的一本英漢字典。那時我在準備考CRE，想出個背字典的愚蠢辦法來提高單詞量。於是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發現自己已坐過了兩站。下了車總覺得步伐飄然得有點可疑。直走到家門口，才發現兩手是空的，才猛然省悟到換了八小時尿布掙來的錢，已去了一半，只好趕去一家超市，把剩的一半工錢拿出來，再買一瓶Hennesy。從那以後，我每次因乘車讀書而誤事時，我先生總要提起那兩瓶Hennesy，他爲我感到痛惜：換一天的尿布，幾乎一文錢也沒落下。他對不可理喻的我苦笑：“唉，你丟這丟那，不是乘錯車，就是下錯站，怎麼就從來沒丟過書呢？”倒真是的，我這人吝惜兩樣東西：一是書，二是稿紙。似乎是個腦筋很老，生活方式也古舊的窮酸書生。
一次在華盛頓開往紐約的火車上，我讀完了《Lolita》，一時間淚流滿面，哽咽不止。一車廂的人都旁觀我的搐動，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輕女士戳戳她的男友，問他可知緣由，那男友聳聳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蒼，表示只有天曉得。那次損失最小，只把一片從加拿大買的牛皮書籤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