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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梅新先生
十月三十一日，我應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邀請，到吉隆坡擔任“花蹤文學獎”的評審。飛機上坐了十多個小時，又在臺北機場轉機，到了吉隆坡粗粗一算，整個行程已二十四五個小時之久。然後便直接進入決審會場：評說、投票、爭論、表決。都完成了，已是晚上九點，滿頭仍轟鳴着飛機的嗡嗡聲，晝與夜在我主觀感覺中，是翻了好幾個筋斗的。總算坐在了飯桌上，那是三十多小時以來第一頓真正的晚餐。喝了幾口透心芳香的鮮椰子汁，始終懸在空中的飢餓感和倦意纔開始在我身心着陸。同桌的人都倦倦的，唯有《星洲日報》的主編簫依劍，還是緊緊地上着發條，周到細微地照應着每一個人。這時，鄰座的張錯忽然提到梅新。我是知道梅新先生正在生病，住進了醫院，我一直做着到了臺北馬上去探望他的打算，然而張錯卻告訴我：“梅新已過世了。”我盯了他半晌，他只得把這消息又說了一遍。這一遍是添了確切時間、地點的。
我念叨着“怎麼可能”之類的話，心裏卻很明白，正是像梅新先生那樣生命力飽滿的人，會在某一天倉促長辭。八月份，我的母親也是這樣匆匆走的。這樣的生命如燈炬，要麼就通明的亮，要麼就徹底熄去。
我就那麼坐在餐桌邊，偶爾以筷子送一兩口食物到嘴裏，卻嚼不出葷素。八年前，我和梅新先生是以書信結識的。那時我發表了《栗色頭髮》、《我不是精靈》等短篇小說，他總是每每來信鼓勵，雖是短語三五行，熱情與真誠卻飽含其中。那是我剛到美國最艱難的子，每天上學、打工，芝加哥大而冷漠，常在撲面的飛雪裏橫跨十個街口，從打工的餐館奔到學校，時而感覺做烈士的豪壯。而烈士都是有虔誠信仰的，我卻正處於所有信仰都被粉碎的時期：婚姻的、愛情的，一切。無信仰而做烈士，剩的就只有純粹的孤苦。每回只是在收到梅新先生的信時，心裏才感到世界不全然是荒涼。梅新先生每回都親筆寫信給我，通知我哪篇小說被採用。他的語言是詩人式的，有股很大的歡樂在裏面。他對我作品的讚揚，也是毫無保留的。
在一九九〇年深秋的一個清晨，我的室友被電話鈴驚醒，說有臺灣長途來，找我的。我已在電腦前寫英文作業，膝上蓋着毛毯。我將電話湊近耳朵，遲疑地“哈嘍”一聲。裏面是個陌生嗓音，卻是不陌生的江浙言語。說了幾句話，他才介紹自己道：“我是《中央日報》的梅新！”我急忙“哦、哦”地應答。梅新先生口氣殷切亦急切，說：“我們設立了一項文學獎，你來參加好不好？我覺得你很有希望！……”我不記得自己說了些什麼，但對此一番熱情昂揚的激勵，我是唯恐辜負的。那個時期，我自視爲一名失敗者，於婚姻、於寫作、於戀愛，都是最不得要領的時候。人在這樣的時期，是把自己很看低的。我於是覺得，文學獎是距我遙遠的東西。梅新先生在電話中又高一個調門，對我說：“這個獎你一定要爭取，啊？”
現在想想，要是沒有梅新先生那麼猛力一推，我或許不會就此振奮。
從一九九一年的暑假開始，我每天寫作五六個小時。打工一整天，回到家整個人的神志和思維都是極度渙散的。即便煮杯深黑的咖啡，也難將自己強按到寫字檯上。當時我住在芝加哥近郊，夏天夜晚的街上，不時有喝了啤酒大聲笑鬧的學生們從我窗下走過。芝加哥的夏天是很徹底、很絕對的夏天，連乞丐也有份的。而我還照常打工、寫作。每天寫到夜裏一點，濃咖啡似乎正在勁頭上，但我又必須擱筆去睡，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就是那段時間，我似乎每星期寫出一個短篇小說，直到寫出《少女小漁》。
《少女小漁》得獎的消息也是梅新先生寫信告訴我的。此後我和梅新先生每月總有一次書信往來，漸漸也談成了熟朋友。我從他送我的詩集中隱約讀到他的身世。我當時已搬到加州，住在舊金山遠郊的一個小公寓裏。那是極隔絕的一種居住形式，近鄰們都巧妙地維護自己的孤寂而絕不打破別人的孤寂。我就從那時候起跟梅新先生談起自己對第二次婚姻的憂慮。不久收到回信。梅新先生在信中是一如既往的樂觀、熱忱，叫我不要永遠養舊傷，“要聽從新的愛情的召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