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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東》獲獎之後，梅新先生邀請我去臺灣。那時大陸作家去臺灣的還很少，我們都沒料到入境手續竟會那樣繁雜。中間一度，我氣餒了，梅新先生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終於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我見到了在機場迎接我的梅新先生。
從此，我印象裏就是這樣一個梅新先生：“身板挺得筆直，愛大笑，動作迅捷而思路更迅捷，精神狀態非常非常年輕的一位長者。時隔四年，我第二次來臺北參加“百年來中國文學研討會”時，梅新先生的健朗如故，只是發添一層霜雪，人添一層疲憊。在這個國際性的大型研討會籌備期間，他顯然在健康上蝕了一些老本。
我總有感覺，人如梅新，即使肉體的健康受損，他過人的強健精神也會支撐他，永久地支撐他。因此當我在吉隆坡聽見噩耗時，我無法接受現實。悲傷、遺憾、痛惜都談不上，只是想，命運要怎樣擺佈就只能由它擺佈。得到這個噩耗，又何嘗不是命運的擺佈呢？從我第一次參加文學獎，到現在我第一次擔任評審，這其中有梅新先生完整的一季辛勞，這難道不亦是一種宿命？
記得去年離臺前，梅新先生爲我主持了“中副下午茶”。大病初癒的他消瘦了許多，面色也很暗，全部的精氣神和生命力，似乎都集聚到眼睛裏了。會散時，我爲大家簽名，他靜默地等在一邊，一時間，蒼老出現在他身上。我對他說：“梅新先生，你臉色不大好，要多多休息啦！”他哈哈一笑，把我的鄭重其事給打趣了。
從吉隆坡到臺北，我纔打聽到，梅新先生的葬禮在我到達的前一天已舉行過了。同黛嫂等幾個《中副》的朋友一同晚餐，談一個晚上梅新先生。點的菜也多是梅新先生愛喫的。
這是我第三次到臺北，梅新先生已是追憶中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