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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南京大屠殺”六十週年祭
母親去世後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廟狀元樓酒店的會議大廳裏了。這裏是“南京大屠殺歷史學術國際研討會”的會場。我似乎急於要從令我喘不出氣來的悲哀中走出來，或說，是想借集體性的祭奠來疏導自己個體性的悲哀。母親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歲尾的那場大屠殺發生的時候，她只有四歲，並不記得什麼，因此我是從未聽她講到哪怕是極不可靠的一點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時，常唸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這場浩劫吧。
我早就聽說了這個大會，還聽說一些日本人也會來參加。我只是把會議日期記得很牢，並不知道會址。八月十二日這天，兩位《南京日報》的記者來爲我做一個專題採訪，談的都是我近年的寫作。我忽然想到，一場重大的國際會議，對於記者們，一定是個頂熱門的選題。於是我問他們是否知道會址所在，他們相互看一眼，回答說：“不知道有這個會議啊。”我說；“這麼大的事——尤其對南京人，你們怎麼會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遠從美國回來參加呢！”看見我一臉的不可思議，他們略帶慚愧地解釋，因爲報社有各種分工，也許這不屬於他們的分工範疇。我“哦”了一聲，表示認同他們解釋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時消散不去。兩位記者都十分年輕，舉止言談以及穿戴都還是十足的校園氣。對於他們，生活中有太多更爲貼切的選題。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難引起他們的激情了。早些天，我託了一些親眷去打聽會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紀念館在江東門，到了那裏可能就找到這個國際性大會會址了。
江東門我不止一次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各種文獻中讀到過。它是當時集體屠殺的地點之一。我問親戚們，可知道去紀念館的路怎麼走。他們都說沒去過。南京可供他們度週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磯、夫子廟……他們和全國的人一樣，正從人人平等的貧困中起飛，正忙碌於家庭的建設，比如裝潢修飾他們很有限的生存空間。至於參觀一場發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殺，他們不具備亦不需要這番心情。這場震驚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對於他們已變得遙遠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個歷史符號。假如我沒有出國，或許也不會和他們有太大區別，也會呵護好剛得到的這點機會和權利，抓緊時間營造和改善自己的實際生活。想想看，上下五千年，我們有過多少太平無事的片刻容我們沉耽於小康之樂呢？其實我們祖祖輩輩的夢想，並不是任何大得不着邊際的主義，而是泥土般紮實的“二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僅這點，我們祖祖輩輩唸叨至今，卻少有實現的時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國本土的一隅，就輪不到我來感嘆人們對歷史的淡漠了。
我終於得到大會的會址了。我的朋友史詠專程從芝加哥趕到南京，在開會的當天早晨給我打了電話。史詠近年來常常往返於南京和芝加哥之間，爲他出版的大型圖片冊《南京大屠殺》增補資料。當我捧起這冊大書時，它的分量和質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來每天十二小時的勞作，也不禁會想他的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傳染性就好了。
到了會場已九點多，會議已開始了。廳是很堂皇寬敞的廳，主席臺上方有幅橫欄寫着大會的名稱，左右各有兩條木匾，是副對聯，屬於大廳原本的裝飾。我聽着中日雙方學者的發言，不自覺地研析起這兩行以篆書刻在木牌上的對聯來。上聯：一張琴半壺酒，下聯：一尺劍萬卷書。字跡是深綠，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質上，顯得頗古雅。與“南京大屠殺歷史學術國際研討會”的橫披當然是各說各的。那麼，這副對子要說的，或要喻示的是什麼呢？無非是一種境界，一種瀟灑、簡樸、不無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徵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靜物圖景，一份對於素淨寧靜的人生的嚮往。
那把劍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戰的，與六十年前日本軍人手裏使我們同胞身首異處的那把毫無相同意義。對聯的十二個字告訴人們：就這些了；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親戚們，他們一塊泥一根草地在重重廢墟之上，搭建他們的一份理想與溫馨，我難道可以伸着怪罪的食指說：“該醒醒了——你們也是南京人！”他們也只要那一點，雖不如對聯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們也只要廢墟與廢墟間那個空隙，容他們耕一耕僅僅兩畝的田園，容他們幾季收穫，容他們片刻的豐足。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有着與他們相同的、貫穿世代的集體潛意識，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誰知明天會怎樣。我們不得不學會眼光短淺、及時行樂，不得不如此健忘和無限度的寬容，我們要抓緊時間過幾天好日子，因爲集體潛意識暗示我們：這些好日子是賺來的；從內憂外患、從外族鐵蹄、從自相殘殺中賺來的。
我怎麼可以對兩位記者拿出怪罪的腔調呢？
會議之間，我走出狀元樓酒店，步入熱鬧的夫子廟街市。人真稠密，終日像劇院剛散了戲。夫子廟在一九三七年歲末也被燒成一片廢墟，也有過橫屍遍地的冷清。現在的房院街道以及喧譁人聲是從那殘垣上和冷清上重建的。據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它又經歷一次摧毀，現在的一切是一劫再劫之餘生了。能走在這樣熱鬧安全的街道上，我應感到幸之又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