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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迎面而來的面孔，數不清的面孔，我不由地猜想，這當中的誰是倖存者或倖存者的後代呢？他們可知道有座豪華酒店裏正在開着一個什麼會議？可知道一些人萬里迢迢地來了，爲了一筆幾乎被勾銷的重大血債，而他們正是血債的債主？他們對那個修得草率並字跡斑駁的草鞋峽遇難者紀念碑可有想法？……
三天的會議結束後，來了一批日本的高中生。他們將和南京市的高中生一塊兒度過一個夏令營，以紀念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我看見這兩個民族的青春如此融爲一體，如此地反襯着日本國內對大屠殺持否認態度的人們，以及中國對此麻木不仁的同胞們。這是個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襯。內心深處的和解最終會在兩個民族之間達成，卻不再是稀裏糊塗的和解。我這樣想着，乘坐的一輛Taxi被突然攔截在狀元樓一側的路口。攔車的是兩個穿白襯衫系領帶的年輕人。他們冷峻的面孔告訴我，他們是在執行公務，我問此處不可走，哪裏可以通行。他們說任何計程車都不允許接近狀元樓，因爲有一批日本中學生住在此地。
“你們知道這批日本中學生是來幹什麼的嗎？”我問，頓時覺得好笑又可憎。
兩人說他們並不清楚，只是執行上級命令。
我說：“他們是來哀悼南京大屠殺的三十五萬遇難中國人的。”
他們沒有搞清這個消息和他們執行公務有什麼相干。
我很想再問他們一句：“你們知道那三十五萬南京人是誰殺的嗎？”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鬧到最終他們也沒放我的計程車過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熱中走到酒店門口，那兒停着大轎車和小轎車，是會議用來送與會代表去機場的。
最後的這個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們的民族大概屬於災難最深的民族之一。經歷這麼多災難卻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數。似乎每個災難深重的民族，都有高於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數。似乎愈經摧殘，人丁愈旺；愈是戰爭、饑荒、貧窮，愈是生養繁衍得不可收拾。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是殺不完的！”這樣一句豪言壯語，也就有了“砍頭只當風吹帽”、“殺人不過頭點地”之類的對殘忍的浪漫化接受。這些統統成了我們善良、寬容的組成部分。有人說，德國人因殺猶太人而真誠懺悔了，日本人爲什麼連錯也不認？德國人的懺悔，是跟猶太人認真、負責的對待歷史的態度分不開的。也就是說，要想結清一筆債務，債權人和負債者雙方都必須認真、負責，必須合作。而“砍頭只當風吹帽”之類的浪漫語言；不可能不影響我們民族對生命價值的態度，進而影響對於生命權利（人權）的態度。假如我們對於自己的生命價值都如此不珍視，抑或過分慷慨，我們又能到哪裏去討人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