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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千好萬好的，尤其是節日前的家。譚恩美（AmyTan）在感恩節前夕匆匆結束了旅途，踏進這座在舊金山的冬日尤其顯得溫暖的家。自一九八七年《喜福會》出版之後，她總是顛沛在旅途上，按出版者和經紀者的要求爲她的新作巡迴介紹，與讀者見面。這次還是如願在感恩節同丈夫、母親、弟弟，以及親近的朋友們在自己的家團聚了。節前的時間僅夠她對環境做最後的裝點和準備食品、飲料。有十幾位客人要來。這座維多利亞式的房子不久前完成了內部裝飾：淺棕色或暗橙色的牆壁，似乎都是金色的色調。那色調讓進入此地的人都感到了女主人在她每部作品中體現的熱情與浪漫，和一層隱隱的躁動不安。
看着自己的母親、丈夫和弟弟一家同坐在一張餐桌上，譚恩美的童年、少年和成年都在這裏了。她是一個出生在奧克蘭的成千上萬的中國孩子之一。同那些孩子一樣，她也一度有過無所歸屬的痛苦。童年的恩美（大家叫Amy）她時而想：“不知怎麼回事我生在一個錯誤的家庭裏了。我大概誤入歧途，跑到這個中國人的家裏來了。”美國社會被稱爲“大溶器”（Melting），對各民族文化的溶解之迅速和徹底使恩美選擇美國的生活方式：“我們喫漢堡包和蘋果派，企圖使我們的中國特徵消失。好像有這些不同特徵是一種恥辱。那是一種自我憎惡。”也像其他落生在美國的中國女孩一樣，她也對自己的東方形象感到疑慮，似乎這是她被這塊國土接受的一個致命障礙。在她那些不成熟的年歲中，她甚至想到去做整容手術，使自己成爲美國芸芸衆生中不可區分的一員。每個少年人都害怕與羣體中的少數站在一起；年輕時代的恩美，作爲一個有文學潛質和異常敏感的女孩，更是加倍體驗了這種青春期心理特徵。
她後來把她與母親的衝突變成了《喜福會》和《竈王爺的妻子》兩部成功小說的情感焦點。母親此時穿着女兒爲她設計的黑絲絨外套和裙子，正安享這餐閤家團聚的感恩節晚餐。她曾經那麼執著地要將恩美培養成她心目中的成功者：一個神經外科大夫，或一個鋼琴獨奏家。而恩美從小就想成爲一個作家，在八歲時獲得了作文競賽大獎，此後便不斷地爲自己或朋友編寫各種童話故事。母親竭力用中國傳統影響女兒，而女兒卻渴望走出唐人街，走出母親心目中的中國模式。在恩美十五歲那年，她那位工程師的父親逝世了。不久，哥哥也被同樣的腦瘤奪走生命。那是母親和恩美最黯淡的年月。爲了擺脫病魔在這個家庭中的繼續糾纏，母親帶着恩美和弟弟遠走瑞典。此後恩美和母親在意願和志向上的矛盾愈來愈外化了，有一次母女倆竟有整六個月中斷了對話。恩美成了作家後對人說：“那時我母親已確信她沒有我這個女兒了，我也確信我跟她兩不相干。”
充滿文化矛盾的母女關係造成了那樣一種獨特的愛：愛有多深痛苦就有多深。一個情結形成了。恩美后來在《喜福會》和《竈王爺的妻子》兩部長篇小說中，都是圍繞母親和女兒的衝突，給此情結以最形象的註解。她以第一部書中的四對母女，第二部書中的一對母女來象徵一種新生體從母體剝離，又在另一高度上和另一層認識中迴歸母體的過程。後者，已不完全是同一母體，而是一個人情感的祖國。一九八六年，當恩美和丈夫路第一次回到中國時，她感到自己人格的完善。“當我的腳觸到中國的土地時，我頓時變成了中國人。我知道自己從來不完全是個中國人，我卻總是感到那種聯繫，而一剎那我有一種完整的感受。就像擁有父親和母親，我擁有中國和美國，因此一切都歸於完整了。”
她在這次旅行中找到了和母親失散了三十多年的兩個姐姐，她們是母親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因此那個“完整”，也具有實質的意義。
餐桌上恩美的丈夫路·德馬太坐在右側。他和恩美是大學開始相愛的。在恩美不從母志以語言學碩士完成學業後，他們開始了美滿的婚姻生活。路是個稅務律師，個性沉穩可靠，長久以來是恩美最堅穩的情感支撐。他的意大利血統似乎從不影響他對恩美的理解。他理解恩美時起時伏的感情和情緒，理解她生存於創作時空與現實時空的兩重自我，理解她豐富的同情心。她的文學編輯患了癌症，她不斷流淚了幾天後，決定爲編輯租下一棟三面環窗的公寓，讓她總能看見紐約的日出日落，靜靜度她病痛的時日。路理解恩美一次次去中國旅行。最後一次是爲中國被棄嬰兒募捐。它雖然不是一次順利和成功的旅行，路卻仍是百分之百的理解和支持她。他理解她那些不大衆化的舉動，比如，在今晚的晚會上肩上始終挎一隻小形黑色尼龍旅行包。有的客人剛進門詫異，問她揹着行李是否要出門。她回答包裏裝的是隻十個月的小狗——她怕人來人往紛亂的腳步會傷了它，也怕它見不慣那麼多客人而緊張，那樣把它背在身上它會感到安全。路對妻子全部理解。
坐在對面的是恩美的弟弟。他常常想到恩美同他一同度過的童年。她一直是個富有同情心的人，有一度去爲殘疾孩子工作；對於稍弱的人和動物，恩美永遠會給予同情和幫助。她也慷慨，經她介紹給自己經紀人從而開始文學生涯的作家已經不知多少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