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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尼日利亞之前，我就一再跟來瑞囉唆，叫他在住房申請上請求大使館分一幢帶後院的房子給我們。根據我有限的知識，非洲的植被不同於中國和美國的，我怕買不着喫慣的蔬菜。到達阿布賈之後，發現房子和傢俱醜陋得無以復加，但打開客廳的後門，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許久的。
第二個禮拜我設宴邀請了管理員，意圖在拉攏他，讓他准許我在院子裏開個中國蔬菜農場。這意味着要毀掉院子裏現有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蕪儘管荒蕪，畢竟勉強可以叫它後花園。管理員表示他對我的墾荒計劃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告訴我院裏僱傭的清潔工可以做我的幫手，打發給他三兩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於美金兩塊八角，看來殖民的悲壯歷史就是這樣譜寫的。
清潔工是個三十來歲的瘦子。不過尼日利亞人幾乎個個都痩，所以瘦不能作爲一個形象特徵。其實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綠工作服，戴一頂棒球帽，早上七點就來掃院子。他掃地的姿態很痛苦，兩手握一把一尺多長的掃帚，掃起來人得躬成一百二十度。掃帚是用一種草枝紮成，很像中國的老式刷鍋刷子，與其說他是掃院子，不如說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給他刷成了偌大個鍋，乾淨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聽見那豎硬的刷地聲響在我窗外，卻看不見人，可想他彎腰拱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國帶去的長柄掃帚，示範他如何使用，他卻誠惶誠恐地笑了，說：“夫人，那樣會掃不乾淨的。”我說美國人和中國人都這樣掃地，都掃得很乾淨。他又笑，真的明目皓齒，說：“非洲人都這樣掃，從來都是這樣掃。”我問他難道不累嗎？他說習慣了就不累了。說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掃着向前走去，後脊樑上的脊樑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綠工作服下面。爲五斗米折腰，折成這個角度，折這麼長久，讓我心裏出現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我聽見他的掃帚刷地皮的聲音，就趕緊出門去。我把他叫到門崗看不見的地方，怕警衛知道他幹私活，對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後院實施的墾荒計劃告訴了他。他聽了一半已經咧嘴笑了。這天太陽特暴，早起的氣溫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頂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亞麻布襯衫，若在一個電影鏡頭裏，我大概就是女種植園主了。兩三百尼拉就能墾一片荒，我也開的起千傾橡膠園，我也會發財。等我張開嘴時，兩三百卻成了一千七，一個準確而肯定的數字，像經過深思熟慮吐出的。講出這個價碼，連我自己都覺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認爲公道嗎？”我問他。
他只看着我。也許他嫌少？也許他要跟我還價？所有的尼日利亞人都把討價還價作爲娛樂，你不給人家娛樂怎麼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擡價，我該怎麼壓。可他突然說：“願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發現後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條齊齊的田壟。壟面上鋪了一層和着畜糞的肥土。我從來沒有種過菜，打開一包中國帶來的菜籽，便大手大腳地播撒起來。五分鐘之後，三壟地全下了種：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雞毛菜。過後的兩天，我完全忘了菜園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過後院，突然見一片密密的綠芽，苔蘚一樣東一塊西一塊。原來撒種子大有講究，像我這樣的大手筆，後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後，扁豆吐須了，我隔着客廳的玻璃門，看見清潔工扛了一些樹幹，支在扁豆苗旁邊。他原來十分有心，樹幹是打理院內樹木時砍下的亂枝，他卻沒把它們當做垃圾扔掉，蒐集起來，打得溜光。其實這並不是他的分內工作，說好他的工錢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沒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來之後，就全歸我自己經營了。
又過了兩個星期，按菜籽包裝袋上的說明，第一期收穫就該此時開始了。但上海青還不比雞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長”這句話來。我蹲到兩條田壟之間的空隙裏，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鬚，摘掉黃葉，站起身發現這樁農活竟讓我幹了一個多小時。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緊翻慢翻，大部分還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氣飄逝而去，盛進盤子裏的一點兒，就像孩子玩過家家了。但來瑞一喫就喫出了不同。他問這是什麼菜，怎麼這樣鮮嫩。我說就是後院的產品。一直對我的農場打趣的他，這下才重視了。市場上買回的菜太老，纖維又結實又多，簡直可以在肚裏紡線。相比之下，這一口青菜就是宮廷極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