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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菜種得太密，上海青始終小巧玲瓏，沒有長出它們應有的體積和高度。但它們還是一度成了我們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場。來不及喫的，絞碎了做餃子餡兒。最後喫出一個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經不住這樣喫。於是決定改種韭菜和黃瓜。播種十多天之後，地面纔出現一點綠影子。又過一陣，能看見幾撮綠色髮絲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搖，奄奄一息。這天看見清潔工站在地頭上，偏着臉看它們。似乎不把臉偏成那個角度，根本無法看清那若有若無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樣爲韭菜的病弱發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簽了非文字的協議：他替我拔草澆水，總之菜園裏有什麼零活他就順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廳後門，他問我這是什麼菜？就該這樣細嗎？我說至少該粗十倍纔對。他說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飯桌上聯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糞來，就決定使用化肥。他卻說他不會用化肥。尼日利亞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賣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劑量，我大致轉述給了清潔工：兩種白色粉末，攙和在一塊兒，撒到土裏就行了。他有點猶豫地看着我，問道：“那個賣化肥的人聽懂你的話了嗎？”他是指尼日利亞的生意人常常沒聽懂英文就熱情地一個勁說“Yes”。我說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偉大科學，就照他說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後院，一下子驚呆了。三壟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豆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僅把菜苗燒死，簡直就給它們來了一場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點兒灰燼。施得過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間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錯在我沒有把劑量聽清，還是錯在清潔工沒聽懂我的話也熱情急切地說“Yes”了？或許化肥壓根就是僞劣品，就像充斥尼日利亞市場的僞劣品一樣？不知哪個環節上的大錯，毀掉了我的中國菜園。
回到屋裏，我發現清潔工沒有按時出現在後院。有時從樓上看見他在剪枝或掃地，忙換上鞋，開了門出去，但一到院裏，又看不見他的人影了。幾次之後，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園就死在那裏，幸有的扁豆從廢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點一點向高處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養分，每時每刻地拔節，很快菜園又要恢復成那個冷清荒蕪的院子了。
漸漸地，我也不想爲難清潔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動去找他。發工資的日子在迫近，面對一個毀了的菜園，我不知拿出錢時兩人會不會尷尬。我想告訴他“沒關係，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會相信我。他似乎把這事看得很重，像是闖下了大禍，足以導致解僱的大禍。
一天下午，大概離“化肥事件”有十來天時間了，我在家裏寫作，聽見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說。隔壁是女傭和警衛們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邊熱鬧，不斷有人穿過前院，跑到游泳池邊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塊取飲料，瓜果也是預先切罷冰鎮下的。做晚飯時，我問我家的女服務員希望小姐，下午他們在熱鬧什麼。她說是在開歡送會。歡送誰呀？那個清潔工，他被調離了。爲什麼要調離呢？這就不知道了。美國大使館有好幾個宿舍區，他被調到另一個宿舍區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調離的，他認爲在這院裏捅了婁子，留了把柄，長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對我給他的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這樣的小心是從他的祖輩傳下來的，從殖民時期貫穿到現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裏、他的潛意識中。假如我告訴他我的家鄉上海曾經也是殖民地，他大概會覺得，我們之間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們的晚餐桌上開始出現扁豆。不僅我們的餐桌，鄰居的餐桌也有這道中國菜了。扁豆的生命力怎麼這樣強呢？爬到了架子的頂端，無處再爬，就把帶着微紫小花的枝蔓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莢已炸裂，豆種已自擇落腳之地，第二代的苗兒已生長出來，東一株西一株，長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氣派。其實我很少去後院了，不願看一塊傷疤似的。但扁豆和野草一樣皮實，對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濃綠的枝蔓漫卷一片，頂着花蕾卷向高處，又綴着果實卷下來。往往被人太在乎的東西，倒是難得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