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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爲它對於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於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裏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上擁來，淹沒了那點了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的、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繫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性。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爲小說了。像威爾斯的《歷史大綱》，所以不能躋於正史之列，便是因爲它太合理化了一點，自始至終記述的是小我與大我的鬥爭。
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裏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後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於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難的時候，宿舍的學生"各自奔前程"。戰後再度相會她已經剪短了頭髮，梳了男式的菲律賓頭，那在香港是風行一時的，爲了可以冒充男性。戰爭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應，確與衣服有關。譬如說，蘇雷珈。蘇雷珈是馬來半島一個偏僻小鎮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膚，睡沉沉的眼睛與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恥。她選了醫科，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屍體穿衣服不穿？蘇雷珈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向人打聽過。這笑話在學校裏早出了名。
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難中蘇雷珈並沒忘記把她最顯貴的衣服整理起來，雖然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還是在炮火下將那隻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蘇雷珈加入防禦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着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裝束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會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麼好。同他們一起喫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幹練了。戰爭對於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至於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走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着，到底還是睡着了。
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入死，沉浮於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有時候彷彿有點反常，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還是一貫作風。像艾芙林，她是從中國內地來的，身經百戰，據她自己說是喫苦耐勞，擔驚受怕慣了的。可是轟炸我們鄰近的軍事要塞的時候，艾芙林第一個受不住，歇斯底里起來，大哭大鬧，說了許多可怖的戰爭的故事，把旁的女學生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
艾芙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宿舍裏的存糧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芙林比平時喫得特別多，而且勸我們大家努力地喫，因爲不久便沒的喫了。我們未嘗不想極力撙節，試行配給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撓，她整天喫飽了就坐在一邊啜泣，因而得了便祕症。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爲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裏滿是蠕蠕的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