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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別長，有十小時。夜裏沒有什麼事做。病人大小便，我們只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二十三號要屎乒。（"乒"是廣東話，英文Ｐａｎ的音譯）"或是"三十號要溺壺。"我們坐在屏風後面看書，還有宵夜喫，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麪包。唯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彷彿癢絲絲抓撈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爲他在那裏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牀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裏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點鐘，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燒牛奶，老着臉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過病房往廚下去。多數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睜睜望着牛奶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捲心百合花更爲美麗的。
香港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沒蓋子的黃銅鍋，手疼得像刀割。鍋上膩着油垢，工役們用它煨湯，病人用它洗臉。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象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但是那拖長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蹤到廚房裏來了。小小的廚房只點一隻白蠟燭，我看守着將沸的牛奶，心裏發慌，發怒，像被獵的獸。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裏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麪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的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們還念日文。派來的教師是一個年輕的俄國人，黃頭髮剃得光光地。上課的時候他每每用日語問女學生的年紀。她一時答不上來，他便猜："十八歲？十九歲？不會超過廿歲罷？你住在幾樓？待會兒我可以來拜訪麼？"她正在盤算着如何託辭拒絕，他便笑了起來道："不許說英文。你只會用日文說：請進來。請坐。請用點心。你不會說滾出去！"說完了笑話，他自己先把臉漲得通紅。起初學生黑壓壓擁滿一課堂，漸漸減少了。少得不成樣，他終於賭氣不來了，另換了先生。
這俄國先生看見我畫的圖，獨獨賞識其中的一張，是炎櫻單穿着一件襯裙的肖像。他願意出港幣五元購買，看見我們面有難色，連忙解釋："五元，不連畫框。"
由於戰爭期間特殊空氣的感應，我畫了許多圖，由炎櫻着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歡喜讚歎，似乎太不像話，但是我確實知道那些畫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畫的，以後我再也休想畫出那樣的圖來。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發糊塗。即使以一生的精力爲那些雜亂重疊的人頭寫註解式的傳記，也是值得的。譬如說，那暴躁的二房東太太，鬥雞眼突出像兩隻自來水龍頭；那少奶奶，整個的頭與頸便是理髮店的電氣吹風管；像獅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傳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紅絲襪的盡頭與吊襪帶。
